从冲动到理性——刑罚目的三次大修正考察

刑罚目的的最初追求是单纯的报应，即以惩罚犯罪人为唯一目的，以后相继经过三次重大修正：第一次是从绝对报应到一般预防，第二次是从一般预防到个别预防，第三次是从个别预防到惩罚与预防兼顾，并以矫正为最终目的。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调解与和解

<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供了两类解决纠纷的方式.其中"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又包含调解与和解.分析调解与和解的含义、条件、解决的事项、效力,厘清二者的区别,并提供了实务中的一些技巧,以期对公安机关的办案具有参考和指导意义.     

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缺陷—法律人本主义研究的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首倡人本主义是我国法治的创新，但是在具体法律规范中演绎人本主义思想时存在缺陷和漏洞。它对保护人身权利是不够的，也与保护人身权利的精神不相符合，这主要体现在该法的第21条。同样这一问题也存在于保护财产权方面，比如该法的第11条、第89条和第102条。另外，该法还存在表达人本主义法律思想的逻辑不统一问题。条件成熟情况下，应对《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表达人本主义思想存在缺陷的条款进行修正和完善。     

刑罚在立法上的评价功能

从立法意义上看,刑罚要素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发挥其评价作用。质的评价表现为,刑罚所代表的是国家对行为的否定,在刑法规范中,刑罚具有对类型化的行为进行定性的作用。量的评价表现为,“刑罚的配置”其实是针对犯罪类型的评价活动,一个罪行规范中的刑量,其实不过是立法者对作为该规范内容的犯罪行为所作的罪量评估。     

刑法之根基

一部刑法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性的发现史。新刑罚体制对旧刑罚体制的取代，无不是人性的彰显。通过对人性的基础探究，透视人性与刑法的关系。冀望能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刑事法治建设有所建言。     

关于提请罪犯减刑、假释的几点思考

监狱建立对罪犯有悔改表现的考核机制,在决定对罪犯提请减刑、假释时,应依据罪犯悔改表现程度适时对罪犯进行综合评价,进而决定是否提请减刑、假释。使监狱减刑、假释工作更加公开、公平、公正。     

我国废除死刑两个障碍的重释

国际废除死刑运动不断持续高涨，我国人权理念也不断深入，加之近年来的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的兴起，我国必然面临死刑废除的问题。然而死刑的废除在我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主要来自于民众的阻碍和国家立法机关的不支持。可是在当前的国际局势和刑法现代化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寻找途径克服这些障碍，坚决废除死刑。     

行刑个别化在我国之完善

刑罚个别化理论以罪犯人身危险性为核心,主张个别预防,强调刑罚执行方法、方式多元化。刑罚个别化包括量刑个别化和行刑个别化。行刑个别化是刑罚目的之于行刑的个别化要求,是教育刑理念确立的成果。行刑个别化原则溯源,刑罚从报复刑、威慑刑、等价刑、报应刑,走向矫正刑、折衷刑。行刑个别化具有教育功能、感化功能,与＂刑罚经济＂相呼应,也是有效避免短期自由刑产生各种弊端的对策之一,并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个别化处遇、个别化教育之完善,最后提出行刑个别化要正确理解和处理三种辩证关系。     

先秦法思想之名学框架略诠——从孔子的正名主义到申韩的刑名之论

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名实之论乃是诸学之媒介,常为诸子论政的形式性架构。儒家的正名主义发其端绪,法家的刑名之论曲备其详,典型代表了名辩思潮的政治化、实用化路径。儒法之名论,勾勒出从"秩序"价值到"赏刑"手段的名论脉络,且阐发了法律的"圣人制礼(或立禁)"的法起源论与"定纷止争"的法功能论,搭建出中国古代法思想的基本框架。儒、法皆"贵名之正",无意于申说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反映,而贵乎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统制。故而,儒法之名论不单显现了轴心时代关于法律学说共通的逻辑言说,更揭示了毫无二致的"法自君出"之本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