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公共政策中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而人的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然而,人类政策活动的结果却是离人越来越远。今天我们在公共政策的价值导向上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处理发展与人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的终级关怀。     

公共政策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以关于汶川、玉树和舟曲的通知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的司法文件中形成了关于社会环境因素、管理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回应公共政策有非常状态的应对、社会改革的诉求、政法传统的延续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与公共政策相互关系、价值追求、司法哲学等角色定位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趋向。     

De-canting ‘Trafficking in Human Beings’, Re-centring the State

Contemporary liberal states are eager to combat ‘human trafficking’, which state actors describe as ‘the scourge of modern slavery’ and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same states are also depriving migrants of their freedom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through immigration detention, forcibly moving them across borders through deportation, and sustaining a flourishing industry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human movement. This is not a paradox. The ambition to eradicate ‘slavery’, as much as the desire to severely restrict freedom of movement, reflects a concern to preserve and extend state powers, in particular its monopoly on violence and on the control of mobility.     

论民国时期（1924—1949）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缺陷

民国时期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在建构上呈现保守性、垄断性和法西斯化趋向，在意识形态宣传运作上呈现弱势化和重军队政府轻视党务的特点，由此导致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无能、无力渗透到基层，国民党的腐化劣化更使其意识形态宣传失去公信力。     

国强民富的目标与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实践

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必须把国强民富的目标贯彻始终，因为只有这一目标实现了，国家利益才能够体现，而且也才能够得到有力的促进和保障；同样，只有在维护现有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并争取和谋求到更多的国家利益，国强民富的愿望才具有真正实现的可能与希望。     

加强交警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

新形势下,交警队伍中个别交警的执法工作已不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因此,必须加强交警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全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机制建立交警思想状况信息收集系统;采取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工作方法;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一体化发展;采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高校社科研究管理创新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与该国管理水平的发展与提高是同步的,没有科学的管理,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的一切重大成就。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创新同样需要科学的管理。而目前我国高校社科研究管理存在着许多与新形势不相适应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管理理念的创新、管理体制的创新以及管理创新人才的培养等。     

禅宗与宋人“尚意”的书法思想

禅宗与书法的渊源颇深,在“宋人尚意”的书法思想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从禅宗与“尚意”的关系和“尚意”的书家代表来看,禅宗对“宋人尚意”书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民警察法》规范性的实证分析

《人民警察法》的低适用率折射出法律本身规范性不足的问题。通过对《人民警察法》中124条法律规则的全样本分析表明:31.45%的法律规则的条件假定需要推定,34.7%的法律规则的行为模式需要通过解释方能适用,28.2%的法律规则未能设定任何法律后果。此外,警察法的过分离散化使得警察立法缺乏统一性。因此,《人民警察法》的修改应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并应吸收其他相关法,在立法技术上走向法典化。     

民生权适用中的核心问题研究--由排除妨害纠纷案件引发的思考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生保障始终是重要的社会任务。近年来,民生权作为一项新型权利被提出后,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受到了一定关注。然而,由于民生权保护的利益并不同于具体的法律权利和宪法权利,因此当民生权作为一项具体权利在适用过程中,就会面临权利定性、权利行使范围以及义务责任主体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对于民生权的性质并不应当片面理解为一种宪法权利,更不是一项部门法上的单独权利,它的运行和落实需要通过与部门法规则的衔接来实现,对民生权的适用需要加以相应限制条件,并应明确国家是民生权当然的义务主体,法人、其他组织在有规定的情况下也会承担相应的民生权义务,而个人决不能被认定为民生权义务主体,否则就会造成民生权滥用和法律规则适用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