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与开放式信息服务初探

在信息社会传递的各类信息中,政务信息无疑是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信息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要以开放式信息服务为目标,在加快政府政务信息化管理方式改革的同时,努力实现政务信息共享渠道的畅通。     

缔约方大会：推动国际环境法律实施的有效形式

首先采用缔约方大会模式的国际环境公约是《拉姆萨尔湿地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华盛顿公约》第一个正式使用＂缔约方大会＂一词,并使缔约方大会这种模式达到趋于成熟的程度。缔约方大会模式通常包括缔约方大会、专门性质的附属机构和秘书处三部分。缔约方大会机制倾向于采用非强制性的＂内部化＂的程序来保证环境公约的实施。其＂内部化＂的实施主要包括报告制度、申诉制度、援助制度、环境信息交流制度、处罚和补救措施等。缔约方大会机制的长处主要在于：运行成本低、运转灵活、影响范围广、监督手段和争议解决方式符合环境保护的客观要求等优点。     

网络时代的资本市场及监管法制之重塑

互联网技术正日益渗透于资本市场各个环节,并深刻影响着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模式。网络技术与资本市场的高度融合预示着一个资本市场网络时代的到来,这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已有的监管理念和监管规则,以更加从容的心态加以应对,改变以简单控制为主的监管思路和监管策略,采取积极引导、强化监管的指导思想,在发挥技术革新优势和有效监管之间积极地寻求平衡,以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成功转型。     

试论依法保护森林资源与加强森林公安队伍建设

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说明 ,依法治林是保护森林、发展林业的必由之路 ,而建立一支合格的森林公安队伍是实现依法治林的重要保障。森林公安队伍建设面临着“民警学历层次偏低 ,森林公安教育发展滞后 ,管理体制不顺 ,经费得不到保证”等主要问题 ;而建立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良、执法严格、管理规范、纪律严明的森林公安队伍 ,则是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 ,实现林业跨越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力保障。     

毛泽东获取决策信息的途径探析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做出一个个重大决策。请示报告是党政军系统最正规的信息系统源；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调查研究方法途径；报刊杂志对国内外信息的涵盖；信访对社会最直接问题和矛盾的反应；亲密人员的信息填补等，这些决策信息的取得直接影响着毛泽东决策科学性的做出，折射出信息对决策的重要支撑性。因此，要了解毛泽东的各项重大决策，决策信息的探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论精神病患者强制收治程序的法律规制

随着精神病患者违法肇事案件的不断增多,强制收治患者行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一种特殊入院方式,强制入院的实行,对于部分丧失意识能力,且对自己及他人构成潜在危险的精神病患者,无疑显得极为必要。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作出明确、统一规定,致使该措施在实际实行中,明显缺乏规范性。因此,应当对精神病患者强制收治程序予以法律规制。     

从实施人权公约的视角看我国行政判例对人权的保护

从1987年至2006年底,20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了120余万件行政诉讼案件。与之基本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创刊于198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并依据2000年6月发布的《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至2006年底,总共发表了75件具有代表性的行政裁判。这些以公报案例、法公布文书和裁判文书选登等形式发表的行政裁判,已经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最初行政判例。它们是被誉为重要的人权保障法的《行政诉讼法》正在得以有效实施的证明,不仅代表着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切实努力和中国大陆的行政审判水平与行政审判中的人权保护水平,而且展现了中国大陆正在以日益发展的司法手段,努力促进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中规定的诸项人权的实施,在某些方面甚至正在拓展出新的人权保护范围和规范。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把人权保护范围,从主要限于人身权与财产权,平稳迅速地扩展到也受到人权公约保护的诸项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问题。发展人权保障事业与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目标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行政判例,正在为我国实施经社文公约(CESCR),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CCPR)作出积极的贡献。     

《国家赔偿法》修订后的几大亮点

历经十五年争议的《国家赔偿法》终于修订颁布,新法在归责原则、执法机关的举证责任、刑事拘留导致赔偿的责任确定、公民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主与平等精神、赔偿程序的合理规范等六个方面较之从前有很大完善,标志着我国宪政制度的巨大进步以及对人权保障的提升。     

Human Rights and Unfair Dismissal: Private Acts in Public Space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because of the conduct of the employee in her leisure time, in the light of the right to private life. It explores the impact on the retention of employment of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outside the workplace and outside working hours, and argues that the approach of UK courts and tribunals, which is based on a primarily spatial conceptualisation of privacy, is flawed. A fresh approach to privacy, resting on the idea of domination, is proposed, which is sensitive to the particularities of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Considering the fairness enquiry in dismissal, it argues that off‐duty conduct may lead to lawful termination of employment only if there is a clear and present impact or a high likelihood of such impact on business interests; a speculative and marginal danger does not suffice. It further proposes that a particularly meticulous test is appropriate when certain suspect categories, such as the employees' sexual preferences, are at stake.     

论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的平衡保护

刑事诉讼中的多元利益由于诉讼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并且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利益位阶。这两个利益位阶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永久性利益冲突和暂时性利益冲突上,对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平衡保护措施。而审判机关作为一个中立者,它的利益除公正、公平、效率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利益,因而审判机关的中立性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阶层利益能否得到有效平衡保护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