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政治制度》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具有实施主渠道的特定性、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互动性、政治社会化环境的变动性等特征。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内容主要有政治理论知识、方向、情感和能力社会化四个方面。大学生政治社会过程存在“大学生接受正规政治系统影响的主动性不强”、“大学生继承创新主流政治文化的能力不够”、“政治行为能力不足”等障碍。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因素有政治社会化基础的脆弱、消极的政治态度定势、思维方式的缺陷等。比较政治制度的学习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修养和政治素质、有助力完善大学生的政治人格、有助力提高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     

从GDP锦标赛到二元竞争:中国地方政府行为变迁的逻辑——基于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是发展的主要动力,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去调整和引导地方政府行为,促使地方政府增加社会保障开支以促进社会公平。采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考察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变化。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的财政开支上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影响;地方政府在回应中央政府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其行为并不同于"晋升锦标赛"所归纳的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一元竞争模式,而是演变为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分别参与不同目标竞争的二元竞争模式。在既往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考察的政治激励和财政激励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和地方所处的社会经济情况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地方政府行为变化的分析提出二元竞争模式以弥补"GDP晋升锦标赛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解释力的不足。     

社区公益服务的体系整合与机制创新

社区公益服务标志着我国社区发展层级的提升,但仍呈现体系破碎、功能紊乱的状态。因此需要努力推进机制创新,统筹公办福利与民办公益两个体系的改革,在同一进程中解决行政化的问题与社会化的问题。借助治理理论提供的思考框架,可寻求一种融合多种制度体系、容纳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配置资源并且承担更大社会变革使命的社区公益服务新机制。这种新机制以多主体参与为轴心,以建构责任政府、"社会企业"和"社会市场"为要旨,以政府、服务机构、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和基层党组织的适应性调整为基础,以协商性参与、知识整合、体系开放、社会学习为纽带,可组建起一种社区公益服务的大格局。     

对思想政治工作中形式主义的哲学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领域中形式主义的危害甚大,其表现及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工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端正思想路线,转变作风,划清界限,提高素质,求真务实,注重实效,才能克服形式主义,使思想政治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     

政治稳定问题与中国政治秩序的基本性质

政治稳定的实质是政治秩序的存在与有效实施。政治秩序即为社会所公认的、能够产生出具有实际政治效能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规则和制度。政治秩序能否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稳定,最终取决于其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代中国的政治秩序是基于“共产党的领导”的政治原则而形成的政治规则与政治制度。这一政治秩序符合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成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的社会存在论根据及其现实意义

以黑格尔为主要完成者的近代法哲学本质上是法的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法哲学本质上是法哲学批判或法的形而上学批判。以“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为基础的社会存在论,为马克思彻底颠覆法的形而上学基础提供了根据,并由此划清了与近代法哲学之间、与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之间的原则界限。在社会存在论基础上,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理论,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西方政治制度“分叉”发展的原因分析——对曹沛霖教授观点的补充

中西方在原始社会都是原始民主制,但在走向奴隶制国家的过程中,政治制度出现了民主制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叉.曹沛霖教授认为是地缘、商业和血缘三个因素造成了这种分叉.本文的补充是中西方在分叉源头时期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也是分叉的一个重要原因.分叉以后又有三个因素使得分叉固化了,即中西方不同的政体样本、不同的政治思维和不同的政治实践.中西方政治制度分叉的解决只能是推行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的确立使这种分叉最终有了一个较为圆满的解决.     

Competition and Coalescence i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Social Democracy and Christian Democracy Mov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Party systems in Europe have been in transition since the 1990s. New parties have emerged and appear more successful in gaining representation in parliament and government than before. Conversely the established party families in many postwar West European party systems ‐ Social Democracy and Christian Democracy in particular ‐ seem to have lost ground. We argue that an ideological convergence is developing between these two party families towards the ‘centre of gravity’ of their respective party systems. This may help to explain why ‘new’ parties of the Left and the Right have competed more successfully since the 1990s: they have bypassed Social and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ies in terms of both Left/Right and Progressive/Conservative dimensions and differences. These developments are explored by analysing party programmes. It appears that many Social and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ies are indeed often moving closer to each other. In fact, we conclude that being in the centre of a party system or in government is hardly an electoral asset any more in most West European polities.     

论人大个案监督的政治资源与行动策略

以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出发点,以政治资源及由此产生的政治策略为主要研究视角,将个案监督看作人大的创新性职权行使方式之一,力图探究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监督司法机关时采用个案监督方式的原因所在。认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的发挥受到党的领导、社会舆论、宪法及法律规定等3方面的影响,这既限制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行动范围,又为其行使职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从而决定性地塑造着各级人大的行为模式。个案监督就是人大诸多职权行使的新方式之一,集中体现了当前中国人大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特点。     

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及发展趋势

概述了西方精英模式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中国公共决策模式为精英模式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是政治权力精英主导的决策模式,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决策模式。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决策模式演变的过程,指出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中国精英决策模式逐渐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演变。并从多角度比较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与西方国家精英决策模式的区别:指出我国的精英构成、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与西方国家的精英构成及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存在差异;我国精英决策不只代表精英的观点,也反映人民的声音;我国的经济精英影响政策的能力远逊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精英;我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作决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精英合作决策。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优缺点,指出了中国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精英决策与大众民主的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