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程序的类型以及功能

由于我国现行宪法对宪法程序的作用关注不够 ,导致了许多实体的宪法制度无法有效地建立 ,宪法关系不能有效地发生。应当从保证宪法规范的确定性出发来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和宪法修改程序 ,对我国宪法所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权力运作程序 ,与此同时 ,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 ,应当在宪法修改的过程中将一般性的宪法权利保护程序写进宪法。此外 ,还应当建立宪法救济程序 ,以保证我国现行宪法所规定的各项实体宪法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自身的制度功能。     

行政法上的物权初探

有相当的国有财产是为公务便利或社会公益服务而存在的 ,国家作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时在该财产上享有的物权不同于民法上的物权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不应受一般私法规则的支配 ,而应受公法规则的支配。存在于该财产之上的物权便是行政法上的物权。法国行政法将公众用物和行政活动用物作为不同于私有财产的“公产” ,这一划分在现代国家体系及市场经济背景下有重要意义。借鉴相关理论 ,建立、健全我国行政法上的物权理论 ,将对我国行政法理论和实践大有裨益     

民事执行权定位问题探析

作为一种强制实现债权人权利的能力与可能性 ,民事执行权在属性上既不是纯粹的司法权 ,也不是完全的行政权 ,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国家公权力 ,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介于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 ,具有明显的边缘性。分析民事执行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 ,不仅利于正确认识民事执行权的性质 ,而且对于完善民事执行理论、合理设置民事执行机关、科学规范民事执行程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有企业权力监督体系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国有企业权力监督体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从研究的内容上来看,大多数学者是从实践的角度对国有企业权力监督体系进行了探讨,而很少有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来论述的。文章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从权力监督和制约的历史渊源、国有企业权力监督的困境、解决国有企业权力监督困境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对国有企业权力监督体系进行了初步的阐述。     

泥土清新中的法律援助——我国乡土社会法律援助的思考

农民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它是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的重大问题,其中农民的法律援助问题是农民问题有效解决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机制极为必要.我国应尽早形成一个专门机构与一般机构相结合,全方位、多渠道、点面结合的农民法律援助体系.     

强化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理性思考

民主监督职能薄弱,是人民政协事业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从政协民主监督的内涵出发,对政协民主监督的优势和限度进行了法理辨析,阐述了加强政协民主监督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当前强化民主监督的措施:通过对法律、政策和机制的改进与完善,优化民主监督环境;通过开展对执政党的监督、开展不可行性论证、发挥政协组织化作用以及加强与其他监督形式的整合,激发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活力。     

权力政治与文化斗争——韦伯的国家观

韦伯是在现代政治的权力逻辑中审视国家,国家被界定为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正当权利的政治组织.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态.现代政治的主题即为民族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现代国家担负着在世界上寻求权力以捍卫和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     

秩序控制多元化视角下警察权威的新认知——从暴力袭警案频发谈起

暴力袭警事件频繁见诸于媒体,公安机关及其警察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人民警察在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的同时自身权益受到严重影响,警察权威下降成为不争的现实,全面重建警察权威已经成为公安机关的当务之急。     

试析后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视角考察,欧洲可划分为两大板块：＂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与之相对应的是欧洲还存在两大地缘政治势力,即陆权势力和海权势力。冷战时代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主要特征是苏联代表的陆权势力和美国代表的海权势力在两大地缘政治板块上的对立与均势。而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欧洲地缘政治失去了这种战略平衡：陆权势力收缩而海权势力扩张,心脏地带衰落而边缘地带崛起。同时不应忽视,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也都赋予了欧洲传统地缘政治形态以新的特征。     

权力媒介普遍化的结构条件及其信息不对称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局限就是政治权力的普遍化能力不够。权力普遍化意味着权力可以借助媒介符号在不同处境中面临不同的模式时，坚持相同的意义，并可以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其结构条件包括：意义框架的普遍化与惩罚期待的普遍化。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管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极易扭曲中央政令与法令，造成社会不稳定。只有法治才能通过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司法救济提供信息支持，实现普遍化的惩罚期待，克服信息不对称。但权力在依赖法律结构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必须接受其意义框架的制约，为避免这种制约。权力对于法律采取一种欲拒还迎、割裂“合法一非法”二元规则化的工具性策略．致使法律也无法为权力提供功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