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告诉乃论比较研究

告诉乃论 ,亦即告诉的才处理 ,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古今中外的刑事法律多有规定。从我国与各国的法律规定相互比较的角度来看 ,在诸如告诉乃论的立法原则、适用范围、立法体例、“向谁告诉”、告诉权人等事项上 ,我国法律的规定有其独到之处 ,但在诸如告诉期间、告诉效力、告诉撤回等事项上 ,我国法规定阙如、过于简约 ,应当加以完善     

从法律选择方法的演变看国际私法的价值定位

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方法经历了由单边主义方法到多边主义方法，再到后来融人实体主义方法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国际私法的价值由追求形式正义到追求实质正义的取向，也体现着对国际私法的价值的定位由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发展到以国际社会“主权共享”利益为出发点，最后回归到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过程。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定位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民营资本主动融资方式阻碍因素的初步分析

中央政府各部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特许经营政策法规,来推动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虽然PFI方式(主要是BOT模式)有很多的优点,然而其运作结果和过程都存在着颇多争议的问题。对若干阻碍PFI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确定其重要性程度,以期对今后政府出台相关保证PFI运作的政策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从国内对PFI和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文献中识别出23个阻碍因素,这23个因素按归属划分为现存体制、政府行为和企业素质三个方面,并通过问卷调查和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得出":缺乏权益保障"和"阻碍融资渠道的畅通"是两个最关键的风险因素;被调查者的工作性质,如政府部门或民营企业,对阻碍因素的关键性程度没有产生明显差别的影响。     

宪法学视野下的私有财产权保障

如果财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 ,对于个体来说谈不上真正的自由 ;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缺乏长期动力。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 ,鼓励人们追逐财产和利益 ,等于开发了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但目前私有财产权在法律上的定性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以及公民信用观念的养成。     

论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影响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被视为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开创了一条解决法律冲突、进行法律选择的新路子 ,在国际私法的方法论上实现了根本的变革 ,对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大大推动了各国国际私法成文立法的发展 ,对国际私法的趋同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萨维尼本人也因此被誉为“近代国际私法之父”。     

库尔德地区石油出口禁令解除影响分析——兼论敏感地区石油地缘政治演化对中国公司海外经营策略的启示

随着战后伊拉克各派别联合政府民主进程的推进,库尔德地方政府与伊中央政府的资源利益日趋一致,于近期解除了石油出口禁令。石油出口禁令的解除表明了伊拉克及其库尔德地区各级新政府开放本国油气资源市场、利用资源优势重振本国经济的积极态度。重新开放后的该区域将成为未来世界石油供给的重要增长点,也势必会成为各大国际石油公司竞相争夺的宝地;中国石油公司应紧盯该区域地缘政治变化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同时也在其他敏感地区海外经营中依托国家层面的外交优势,突出时效性,坚持多元化,关注竞争对手动向并寻求战略合作伙伴,探索企业在敏感地区海外经营之路。     

印度尼西亚华人及其资本发展现状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地区华人数量最多的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在印尼大多从商。本文以印尼官方公布的数据和部分权威统计资料为主要依据,对印尼华人和华商资本数量进行推估,指出印尼华人约达1000万,华商资本达1638亿美元。自1980年印尼政府放宽华侨入籍条件后,绝大部分印尼华侨通过入籍成为印尼公民,而华侨经济也自然演变为华人经济,成为印尼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印尼华商资本仍面临诸多困境,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论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机制创新——“民办非企业单位”引发的行政法思考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现行法的一个称谓,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政府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双重许可,体现了管制的社会管理理念。顺应行政社会化趋势,国家应当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管理体制、方式和理念的创新,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     

论“私密性”样品强制采样的法律规制

＂私密性＂样品强制采样本身具有的极大侵权可能性要求对其采取严密的法律规制。其内容包括：准确界定＂私密性＂样品含义;明确＂私密性＂样品强制采样对象;确定强制采样需要遵循的司法控制、最后手段、专业性、保护性原则;赋予被采样人防御性权利、推定性权利、救济性权利。     

The economics of emergency response

Federal first responder funding is estimated to be $98 billion below the minimum required level over the 5 years ending in 2010.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that shortfall can be covered by savings attained by eliminating non-public-good services, initiat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for meeting peak time demand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and contracting-out other public services. We concentrate on such savings in the context of response to false calls to polic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Solving the false alarm problem for police, fire, and ambulance services and eliminating some non-public-good police services could release significant service-hours and 23.7–31.4% of the required additional Homeland Security (HLS) annual spending. Reducing false alarms means 88,000 police, fire, and ambulance first responders could be shifted to HLS activ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