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学习型企业的初步实践与思考

创建学习型企业,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创建学习型企业的活动也能成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经营业务工作相结合的有效载体。     

试论我国小型企业财务报告体系的导向问题

我国小型企业会计制度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我国小型企业具有规模小、主要靠自有资金发展和会计报告主要用于定期纳税等特点。建立接近收付实现制特点的税务导向的财务报告体系 ,是我国小型企业会计制度的理性选择     

私权理念与城市私房拆迁的立法

城市房屋拆迁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立法应当对这一社会现象有一个回应。树立私权理念是正确解决城市建设与房屋所有权保护之间利益冲突的重要基础。在城市私房拆迁中应当界定社会公共利益且将其作为私房拆迁的直接目的。债权相对性的基本规则在城市私房拆迁中应予遵守。行政管理活动应当为衡平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利益及其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提供服务。房屋所有权人对建设项目立项知情权和非社会公益拆迁的异议权是有利于城市建设活动规范进行的制度保障之一。     

政商关系:历史与现实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神化、资本主义社会权力道德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客观化三个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而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制约公共权力,在此基础上,要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     

论经济法独立地位论之悖谬——以法律部门的划分为视角

虽然“经济法是什么”至今在我国都尚未形成相对一致的共识,但“经济法学”已经逐渐在我国法学学科中成了首屈一指的显学。为了“名副其实”,当前,我国的许多“经济法学者”都在不遗余力地论证强调经济法具有独立地位。然而,在这种事关“经济法”是否存在的前提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就断言“经济法”具有独立地位,事实上,无疑是本末倒置,空穴来风。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俄官方和民间在华出版报刊的历史考察与简要评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沙皇俄国在华出版的报刊,依主办者的身份大体可以分为官办、民办两类。在官办报刊中,多数是俄文报刊,也有部分中文报纸,二者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沙俄侵华的整体利益服务。同期的民办报刊,受到沙俄严格的新闻控制。沙俄在华办报活动持续时间不长,总量也不多,但对中国新闻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东北地区,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沙俄的报刊结束了我国东北无报刊的历史,对东北报业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私法在乡村治理法治化中的独特功能

针对如何构建乡村治理体系所涉法治,既有研究多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公法展开,故存在不足,亟待考察私法能否发挥某些独特功能。鉴于公法在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上存在一定的不足,同时,村民与私法的现实联系更为密切,尤其是考虑到私法严格奉行“私法自治”根本原则,由该原则所引申的“私法自治”“合法私利”以及“德法融合”等重要法治意识,不但有益于培养村民的基本法治意识,而且将极大促进在乡村治理进程中,对相通的、根本性的村民法治意识的良好培养。     

MBO与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公平与效率

国企改制是当前国企改革的方向,而国企改制中的种种难题,则是MBO的催化剂。应由市场定价,建立完善的中介市场和经理人市场,从而兼顾改制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

在全球化环境下,除了国家、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以及国家间的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私人主体直接参与到超国家行政关系中来,成为全球行政法的主体。"全球行政法"被定义为包括那些促进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全球行政机构问责性,特别是确保其达到透明度、参与性、合理决策和合法性方面的充分标准以及对其形成的规则和决定提供有效审查的机制、原则、惯例和支持性的社会认同。从全球行政法形成的三个阶段可以清晰看出,传统二元性法律理论与全球行政法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明晰私人主体是如何一步步迈向全球行政法,成为全球行政法主体。在当前的环境下,私人主体参与全球行政法也面临一些困境,需要逐步解决。     

民营资本主动融资方式阻碍因素的初步分析

中央政府各部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特许经营政策法规,来推动新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虽然PFI方式(主要是BOT模式)有很多的优点,然而其运作结果和过程都存在着颇多争议的问题。对若干阻碍PFI的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确定其重要性程度,以期对今后政府出台相关保证PFI运作的政策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从国内对PFI和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文献中识别出23个阻碍因素,这23个因素按归属划分为现存体制、政府行为和企业素质三个方面,并通过问卷调查和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得出":缺乏权益保障"和"阻碍融资渠道的畅通"是两个最关键的风险因素;被调查者的工作性质,如政府部门或民营企业,对阻碍因素的关键性程度没有产生明显差别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