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建设中的程序保障

法治的实现有赖于法治要素的具备,而完善相应的程序有助于法治要素的满足。现阶段我们应通过对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方面程序的完善来实现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程序保障。即通过完善立法程序来保证我们创制的法律符合法治要求;通过完善行政程序来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通过完善司法程序来实现司法公正。     

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研究

民事诉讼标的理论 ,是民事诉讼法理论的核心 ,民事诉讼的诉权理论、既判力理论、当事人理论以及诉的理论都是围绕诉讼标的理论展开的。因此 ,民事诉讼标的概念是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的“必经之桥”。在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发展中 ,先后出现了旧实体法学说、诉讼法学说以及新实体法学说三种理论。在对这三种学说简要阐述的基础上 ,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适合我国的民事诉讼标的理论     

论刑事诉讼中的沉默权

沉默权是无罪推定原则的重要内容。在刑事诉讼中,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共识。沉默权最突出的优点是有利于防止刑讯逼供,它是司法文明的标志,也是司法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拒绝回答权”与“沉默权”接轨的日期已不会很遥远了。     

英美陪审制的法理探析

陪审制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但是具有现代意义的陪审制度则发生于12世纪的英国。英美陪审制度的产生及发展与英美人的处世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英美陪审制度本身蕴含着民主、自由、正义等现代政治伦理观念,而且在英美陪审制的实施过程中又体现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一种妥协。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驱使着英美人为坚持他们的制度而引以自豪。     

中国法学界研究冲突规范的路径

我国学者研究冲突规范的路径分为“规范分析”路径和“功能判断”路径。剖析我国法学界对冲突规范结构和作用的不同认识,一种“联系比较”的研究路径应予倡导,运用这种研究路径研究冲突规范后会发现:现在通行的法理学对法律和法律规范的划分没有关注冲突法和冲突规范的特殊性。冲突规范是一种特殊的法律选择规范,它除了要优先于国内实体规范的适用以外,尽管它一般不是强制性规范,对于中国法院来说,其适用也不应该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当然,如果有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可以适用,就不应该适用冲突规范。     

“迎法入乡”与“接近正义”——对中国乡村“赤脚律师”的个案研究

在职业法律服务队伍加剧了法律系统与社会生活之间距离的时候,目前在中国一些乡村存在的“赤脚律师”铺设了一条“接近正义”的桥梁。赤脚律师主动的“迎法入乡”,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在农村法律服务体制中发挥拾遗补缺的功能,而且是在乡村社会重建了“法律服务”的概念,即以长远的人情交换而非现时的金钱交易为基础的法律服务。因此,赤脚律师与单求经济利益的黑律师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以及公民社会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与乡村社会自生自发的利益表达方式之间面临着冲突,所以,赤脚律师还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困惑,也即所谓“周广立式的困惑”。     

Dogmatic Liberalism? T.R.S. Allan and the Common Law Constitution

Book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T.R.S. Allan, Constitutional Justice: A Liberal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     

司法文书教学中的逆向思维

司法文书是实施法律的重要工具 ,将逆向思维引入到司法文书教学中 ,就是打破“概念———格式———写法”的传统模式 ,从法律出发 ,从材料出发 ,结合法律运行的流程讲授文书 ,使学生掌握司法文书 ,适应司法实践。     

关于人大个案监督的法律思考

明确个案监督的含义是解决目前关于个案监督争议的基础。人大个案监督是程序性监督、事后监督,实践中以对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居多。个案监督在宪法精神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有据可寻。目前,个案监督的实施虽存在一些弊端,但完全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其所发挥的功效远远大于负价值,且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原则的遵守和规则的制定来弥补其弊端。个案监督的具体运作建议包括程序的启动、运作、法律后果及特殊情形的处理。     

超越“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司法——法制现代性中的中国司法

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使得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纠缠交错,利益的结构性冲突也日渐频繁。为此,当下中国的法官在处理纠纷时,就必须在理顺关系、权衡利益、评估得失、摆平事件上下工夫,进而及时地为社会提供一种既缓和并协调好了利益的紧张关系、又衡平了价值冲突的法律产品。然而,这一法律产品的生产,实质上是中国法官充分利用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中的法律资源,又超越两种司法模式而采取的一种更为实用的司法策略;与此同时,这一司法运作模式的背后,恰恰又反映出了“调解”与“审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纠纷处理方式在当下中国实已无区分开来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