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实质说理”与改革建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与实物区别排除”,或者说,“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是整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短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瑕疵证据、非法证据通过“补正”、“合理解释”被采纳,但缺乏“实质说理”。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说理”。这一完善过程是艰巨的,涉及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构一独立自洽的针对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诉中诉”程序。     

死刑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分析——以死刑复核权之回归为视角

对死刑进行司法上的控制可以分为两种途径:一是实体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对犯罪人严格适用刑事实体法的有关死刑的规定,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二是程序上的司法控制,就是通过严格执行刑事程序法有关死刑案件的程序性规定,在客观上达到进一步减少死刑适用的实际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后者对于死刑的司法控制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文章以死刑复核权的回归为视角,探寻对死刑进行有效司法控制的程序性路径。     

程序道德的价值及现实实现

现行的道德规范大多只具有实体内容但缺乏程序设计,也就是说,只提供了行为的应当要求,而没有提供如何达到这一应当要求的途径或方法,因此,难以避免人们的道德行为出现试错、重复试错和道德模糊现象.针对这一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本文论证了程序道德的价值问题,并指出了道德规范体系程序设计之于实体道德的实现的意义.本文认为一种道德规范体系必须具备实体道德和程序道德两种序列,且取得内在的统一性,才能称得上是完整的,才是能够在现实行为中被遵循和履行的.     

民事错误制度研究

错误是对合同赖以订立的事实的不正确假设。错误制度的调整对象不应包括误解的情形。仅以错误的严重性或程序公正作为救济条件的传统做法受到批评。错误得否救济越来越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大连市"十五"时期就业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十五"期间,大连市的就业压力依然较大,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目前只有做好劳动力供求状况的科学预测,明晰主要问题,才能从实际出发,广辟就业渠道,提出和完善缓解就业压力的对策,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对监察专员(Ombudsman)制度的思考

瑞典创设议会监察专员制度的一百多年后,为解决三权分立与代议制的危机,更好的保护公民的权益,监察专员制度作为行政监督的一种手段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监察专员具有地位独立、程序简洁、形象公正、权力独特等特征,深受公众信任。近些年来监察专员在保护人权、反对腐败、促进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以及保护集体利益和分散利益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试析直接言词原则的理论基础

直接言词原则在确立之初不仅体现了反封建的政治要求以及人类理性和正义观念的发展要求，而且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程序正义、私法自治原则和维护既判力效果三个方面。     

国外政府信息公开中存在的问题

国外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政府观念问题，漠视公众权利；信息公开立法规定笼统，信息公开与保密文化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管理不当，权责主体不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费用支付问题；政府机关受理信息公开申请后的处理期限问题以及权利救济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可以预示我国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境。     

行政救济——村民自治权救济的第一道屏障

村民自治权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权力。但村民自治权在实现过程中常常受到行政权的侵害，主要表现在：干预民主选举、干预民主事务、干涉村民的生产经营权、行政不作为等。在村民自治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完善之前，当村民自治权受到侵害时，行政救济应当成为自治权救济的第一道屏障，其主要救济途径有行政复议、信访救济、行政处分、行政调解、行政赔偿、行政补偿等。     

由“程序”而“法治”？——从文化视角浅议“程序正义”

在程序法制不断完善的当下中国．依然出现了集体性的违反法定程序实施的行政处罚行为，这是否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法律程序以其能吸收不满和限制恣意而被视为“法治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如果不注意法律程序背后的文化支撑，那么“程序法治”很可能在“中国特色”的名义下违背提倡者们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