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协议

与行政合同不同的是,行政协议本质上是一种对等性行政契约。它的缔结,主要是合作各方的事,中央政府无法越俎代庖。但行政协议法这一制度平台是地方政府无能为力的,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构筑和提供。只有制定行政协议法,中央政府才能对地方政府的协作实现法律监控,地方政府间的合作也才能稳固和得到法律保障。     

从“卡翁达诉南非共和国总统案”看外交保护的另一种国家实践

外交保护的实施过程可以区分为国内决策阶段和利用国际法向侵害本国人权利的相对国采取措施的阶段。因此,在国内决策阶段中有一种不可忽视的实践,那就是认为从国内法角度来看国家负有以一切可能方式保护本国公民的义务。但是,实际上外交是国家行为,它代表国民的整体利益。因而在具体个案中可能需要从大局出发采取和缓的方式对权益受侵害的国民进行保护或放弃保护。但,必须建立有效的机制以沟通被害者和实行外交保护的公权力机构。在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行取舍时,可能需要考虑相应的补偿问题。以此为出发点,对将以外交保护方式保护国民作为国家宪法义务的国家实践进行研究。     

浅议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适用

在治安管理处罚程序上,《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一些不一致甚至是相冲突的地方,如回避、送达、简易程序、调查和暂缓执行拘留等。在执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应当遵循后者的有关规定。同时公安部应尽快对前者加以修订。     

中国公物立法初探

公物法可以归入行政组织法、给付行政法、经济行政法、环境法、行政行为法或者公共设施法。不得违背公物命名目的、平等对待、利益衡量以及保障利用人合法权益是其不可缺少的基本原则。基于我国国情,我国有必要制定《公物管理法通则》。其内容应当围绕公物公共用途的保护,结合公物管理行为的特点,重点规范公物管理行为。     

中国足球体制改革与监管体系建设--概念、问题与方向

2004年的俱乐部罢赛和国足冲击世界杯失利风波已经过去,足协领导也进行了调整,联赛也在正常地开展。这一切似乎表明,我们的足球事业在经历一番挫折后又步入正常发展的轨道。但我们对此却心存疑虑,原因就在于中国足球事业的体制仍然没有进行根本性调整,对足球与市场、政府的关系问题,有关方面似乎还没有非常清晰合理的认识。从足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角度论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干预的方式。文章认为,我国的足球产业正在经历结构性变革和制度转型,在产权私有化和收入市场化的同时,足球的管理方式没有转变或跟进。因此,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提出与足球本身特征和市场经济发展相符监管框架的话,在强烈的逐利动机驱使下,黑哨、假球、赌球、骚乱等不良行为很可能会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     

公诉权的理论解构

国家意志、刑罚权、程序正义是决定公诉权确立和发展的根本的法理依据。在权能的实现上 ,公诉权与刑罚权互为条件 ,公诉权来源于刑罚权 ;程序正义是公诉权发展的永久的根据之一。公诉权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公权力和具有系统制约性的诉权 ,以及具有对应性的事实主张权     

试论公共政策冲突分析的工程学方法

公共政策是调整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前进直接动力之一。政策设计与工程设计具有同构性特点,二者都是目标设计与过程设计的内在统一。政策设计冲突有目标冲突和执行冲突两种基本类型,协调政策设计冲突的工程学方法有:分离法、平衡法、补偿法。     

科学发展观——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

公共政策评估标准是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前提。为了更有效、更科学地开展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应设立正确的首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标准应当成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标准是对以往我国公共政策评估标准的纠正和完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本质要求,顺应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能有效提升我国公共政策质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试析公安执法中的直觉决策

直觉在公安执法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直觉决策一般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境;时间紧迫、信息有限、新情况、新问题和危急情境以及结果具有两极性。公安决策者应注意从知识、经验、胆识、自信和权威等方面培养自己的直觉决策能力。     

日本国家赔偿特别领域要论

国会立法的内容被法院认定违反宪法时 ,属于国家赔偿法上的违法 ;立法不作为时 ,法院承认国会有广泛的立法裁量权 ,但也认为存在违法性不作为的情形。因行政权限不行使发生损害时 ,成立国家的赔偿责任 ,但受到国民法益的性质、违反的义务的性质、注意义务的基准等因素的影响。关于非权力作用 ,理论与判例均未形成一致认识 ,但在学校事故事件、行政指导及信息提供等方面 ,已有适用国家赔偿法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