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江模式”看地方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本从化发生学的角度,分析“晋江模式”是如何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以此透视化与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大传统”是指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所形成的制度环境,“小传统”是指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和地理环境中形成的晋江地方性化。由于存在晋江地方性化的“小传统”,才会在统一的“大传统”下,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晋江经济发展模式。     

正确运用激励机制

研究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具体实践,结合国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中国现代物流法制环境建设

本文分析了中国物流业发展及其法制环境的现状,指出中国物流业正处于从传统物流转向现代物流的过渡时期,良好的物流法制环境对于中国物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制度支持与保护作用。在中国物流业法制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物流法制环境建设涉及管理体制、基础设施建设、物流服务、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等诸多方面。中国目前应当着手制定《物流业管理条例》,引导我国物流业健康发展。     

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竞争力: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

新加坡的生物医药产业通过近30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已经成为亚洲最富有活力的生物医药中心之一.本文基于"钻石模型"的分析框架,从生产要素、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产业集群、国际需求、政府政策和机遇等六个方面,分析了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的竞争力状况,并探讨了生物医药产业在未来发展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东南亚五国宏观调控有效性及其经济增长动力分析——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在凯恩斯理论框架下,本文根据东南亚五国经济运行基本状况运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对其从1970年至今的经济运行做了数量实证.随后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引入VAR模型对分析进行了验证,实证认为:适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增加政府支出、发展国际贸易以及扩大总供给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民国北京政府立宪进程中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争论

清末预备立宪官制改革中首先提出了行政裁判院的设想,并提出了《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后又起草了《行政审判院法》,①但最终因辛亥革命的爆发未能颁布。民国之后,尽管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了以平政院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机关,但对于行政裁判模式究竟应采特别模式还是普通模式一直存在着争议,且论争贯穿于整个北京政府立宪过程之中。     

“经济贫困”还是“心理贫困”:幸福感悖论新解

家庭经济和外显自尊、自我接纳、被接纳感及其交互作用对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存在;外显自尊与自我接纳是家庭经济与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在农村与贫困生样本模型中,家庭经济、外显自尊、自我接纳的主效应显著;在城市与非贫困生样本模型中,家庭经济与外显自尊的交互效应显著。幸福感悖论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只考虑了经济与幸福感的关系而忽略了心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心理贫困与经济贫困都会影响幸福感。     

党的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历史的契合与现实的互动

党的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密切相关,现代革命需要现代政党来领导;领导国家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政党,必须是一个现代化政党。从历史发展看,是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试错法也证明了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现代国家意识觉醒、民族独立、主权独立呼唤现代政党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改革开放以前,党建国家、党治国家,以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的突出特点。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当前乃至将来一段时间,党的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从而进一步实现党的现代化。     

暴力与屠杀:刑法上的“敌人”还是刑法上的“不人道”

法律对屠杀问题的回应,始终在两种模式之间徘徊:一种是以国家刑法为给养来源的刑法上的敌人模式,另一种是源于国际刑法的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后者更适合屠杀的定性标准,它暗示了在大量死难者面前,对人性的否定。建立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需要回应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罪的含义;第二,归责;第三,惩罚的实质。首先,根据《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第7条,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反人道模式中被保护的人性包含着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每个人的特殊性,以及每个人都平等地归属于人类共同体。其次,在归责问题上,我们不能满足于只制裁处于权力链条最顶端的人,还必须考虑等级体系的所有级别。最后在惩罚实质上,我们不仅要在刑罚制裁上考虑惩罚的本质,而且还需要从修复以及协商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文章最后指出,刑法上的不人道模式成为一个可以实现的、普世的理想,尚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合作以及各个学科之间的协力。     

公共治理的基本结构:模型的建构与应用

公共治理结构影响利害相关者的公民资格、协商合作的有效性以及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负担的分配,是公共治理的首要主题。公共治理基本结构是由利害相关的普通公民、专业人士、职业公务人员、政治领导组成的四位一体的模型,遵循着共和主义政体"混合"与"均衡"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治理,实行"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本结构,需要党与政府各司其职,政府承担起扶助者、服务者、引导者和执行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