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人替代履行费用请求权——从基本权利的“双重功能”看《民法典》第581条

为了落实对于公民财产权的国家保护义务,给债权人提供及时、充分和更加人性化的违约救济,并避免对于债务人的人身自由施加不合比例的限制,《民法典》第581条确立了一种兼具强制履行和金钱赔偿特征且较接近于回复原状理想的“违约救济”:第三人替代履行费用请求权。对于此种请求权,在债务人负担的义务为“不作为”或者“给与的给付”时,即使债务不得强制履行,债权人通常也不得主张。只有在债务人负担的是种类行为之债或“种类行为因素”占据重要地位的“混合给付”,且债务的履行不依赖其他债务人的信赖、与其他债务人的长期协作、磨合,以及替代履行无需债务人、其他债务人及其履行辅助人的协助时,债权人才可以主张。债权人主张第三人替代履行费用请求权,无需以其自己或者第三人实际进行了替代履行为要件,更无需等待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此外,除了第三人替代履行费用远高于金钱赔偿的数额以外,债权人既可以主张第三人替代履行费用请求权,也可以主张金钱赔偿,二者构成请求权竞合。     

现行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司法制度,在实践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其性质、效力及救济等问题上的争议。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应的完善建议,以期更好地发挥执行和解制度的作用和价值。     

全媒体时代的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

在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给检察执法公信力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更带来挑战。一方面,检察权运行不完善之处在个案的报道中会被放大,检察机关回应全媒体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全媒体对公众的司法期待也有推高作用。因此,加强检察执法公信力建设,首先应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保障检察机关依法规范行使检察权,让全媒体"无懈可击"。利用好全媒体,开展多层次的检务公开,将检察改革的蓝图和思路、检察执法的依据和过程展示给公众。一旦发生了涉检网络舆情,积极推进检察执法的公关活动,及时向全媒体和公众传递重要的信息,争夺舆论的主导权。     

“良法善治”思想指引下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思维模式探讨

目的:为更好地推进卫生健康行政执法法治化建设,探索"良法善治"思想指引下的全新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思维模式,以适应新时代依法治国精神的需要。方法:通过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的"良法善治"治国理念进行研究,结合卫生健康执法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探索建立该思想指导下的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思维模式。结论:提出以行政法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为基础,在法律规定范畴内,结合行政管理实际,多角度权衡,对拟做出的处罚决定进行价值预判的多元卫生健康行政处罚思维模式。     

刑罚效率价值的理论建构及执行优化

国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犯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要求保持刑罚高效运作并产生良好的效果,故此效率价值便成为刑罚执行中的基本价值。刑罚执行的效率价值有其独特的含义,并且直接指引着刑罚的适用,抑制着无效、低效的刑罚运作体制。然而,由于我国的刑罚制度设计和执行制度存在着一定缺陷,我国行刑过程中存在刑罚价值普遍偏离的现象,有必要通过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对我国现有刑罚执行制度进行反思、重构。通过调整立法权与司法权关系,赋予司法权较为充足的自由裁量权;给予刑罚执行相应的保障措施来确保刑罚的执行,进而提升我国刑罚执行中效率价值的实际效能。     

几种生态环境治理模式的比较分析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对其如何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实践证明,无论是采用市场调控模式,还是政府强制模式,或是企业自觉模式对生态环境问题加以治理,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都会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多元共治模式的提出,则突破了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局限,旨在通过主体的多元化,实现治理过程的协商化、治理结果的实效化。比较分析生态环境单一治理模式各自内涵和特点、彼此之间的优缺点,可以看出,多元共治模式无疑是对单一主体治理模式的突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借鉴意义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详细规定了反腐败的预防机制、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合作机制以及资产的追回机制,对我国反腐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也应通过建立预防性反腐败机构,进一步完善公务员制度,建立利益冲突避免机制,做好政务公开,提高反腐工作的社会参与度等措施加强对腐败的预防;通过修订和完善刑法,完善证人制度和加大制裁力度等措施确保腐败犯罪分子受到与其所犯罪行严重性相当的制裁;通过加强金融监管,落实金融实名制和加大对洗钱与窝赃的打击力度等措施降低腐败收益;通过订立双边或多边协定加强国际合作,做好对犯罪分子的引渡工作和犯罪所得的追回工作。     

论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制度的悖谬——以法院对执行申请的审查为视角

一项不合理的制度,是不可能通过理论上的思辨解释或具体操作方式的选择而变得合理的,我国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制度就是如此。虽然目前我国法院对受理要求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后的审查方式有实质性审查、形式审查和明显违法审查三种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但由于我国主要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基本制度本身是不合理的,因此,无论人民法院在受理执行申请后,选择何种审查方式,都完全无法摆脱理论和现实上的双重困境。重新建构我国具体行政行为强制执行制度势在必行。     

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的方向

目前,城管队伍在组建和执法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然而这与其合法与否并无必然联系。事实上城管队伍的构成及正常执法行为都可以从实定法上寻找到一定依据,城管执法活动也产生了巨大的行政效能。而且从各地的城管执法实践来看,城管队伍也正向着法治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所以针对城管队伍基本态度应该是尊重和戒惧,承认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力求其问题的解决之道,即枸球法治化、人性化、透明化的城营执法队伍。     

侦查措施的适用与刑事错案的关系研究

错案的主体指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其过程涉及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原因包括违反法律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和不当执法等,对象包括"正当程序错误"和"放纵犯罪错误"。各种侦查措施的具体适用都可能导致错误,实践中侦查措施适用形成的错误与刑事错案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当适用侦查措施可能导致错案;依法适用侦查措施可能导致错案;违法适用侦查措施不必然导致错案;单一错误的证据材料可能为错案的形成留下隐患;单一错误的鉴定可能在错案形成中常起到关键作用。通过推进执法规范化,有助于避免侦查措施适用中可能造成的证据材料失真,进而从源头上避免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