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定罪条件逮捕制度论——兼评《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第4条

附条件逮捕一经问世,即引起一片质疑。在以该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为中心的争论中,法律界与法学界人士见仁见智,众说纷纭。附条件逮捕的实质是附定罪条件逮捕,应当被定位于审查逮捕案件分流机制下的一项制度;它不是孤立的制度安排,而是系统的制度构建;不是简单的逮捕条件的降低,而是法定逮捕标准的分层次适用;不仅具有控制犯罪的价值,同时还有人权保障的目的;不仅是检察机关进行的一项工作探索,而且是中国司法制度与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接轨的必然性制度改造。     

集团诉讼在德国:“异类”抑或“蓝本”?

德国学者关于美国集团诉讼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初期。这类研究在1970—1980年代主要集中在消费者保护领域,在1990年代,则主要集中在大规模侵害领域。进入21世纪,德国法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系统改革德国群体性诉讼制度的立法建议,其中的某些内容已经被最新立法所采纳。可以肯定的是,虽然德国法学界一直拒绝在德国引入集团诉讼,但德国群体诉讼制度的发展其实已经受到了集团诉讼的影响。对于德国法学家来说,集团诉讼是异类,也是蓝本。     

论专利无效诉讼中的“循环诉讼”问题

我国专利无效诉讼领域长期存在"循环诉讼"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目前主要有民事诉讼途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途径和当事人诉讼途径等几种解决方案。在中国现实法治语境下,当事人诉讼途径与前两种解决途径相比,成本低、效益高,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是解决专利无效诉讼中"循环诉讼"问题的最佳途径。     

从撤诉到契约: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模式之转型

近年来,各地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广泛开展了行政诉讼协调和解工作,我国已经事实上存在了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学界将这种由人民法院建立的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归结为撤诉模式。但是,这种和解制度存在着法律缺陷,实践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撤诉模式所面临的困境,本文提出了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和解应当实现由撤诉模式向契约模式转型的观点。     

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缺漏及其修改动向

日本立法者为了满足企业实施以母子公司关系为组织结构的企业集团化经营的需求,降低企业重组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加强对企业集团经营的监督,对《反垄断法》、《公司法》(商法)及会计、税务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与调整。这些法律制度的调整,使经过六十多年的演变已日趋成熟与完善的日本现行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又暴露出了新问题。为弥补该制度缺漏,强化企业集团治理,日本立法者试图引入多重代表诉讼制度。通过观察及研究日本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制度安排及其调整可以引起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与选择时对制度的系统性、协调性及其制度间相互影响的重视。     

美国流域治理与公益诉讼司法实践及其启示

为应对水体污染,促进河流、湖泊和湿地健康,美国自上个世纪70以来逐步发展出一套由行政机关、检察官和公民社会主导的多元治理机制,在流域保护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能为我国提供借鉴。我国在面对两化叠加治理难题时,应确立融合平衡理念,进一步创新环境治理手段,拓展司法保护机制,同时完善协商和解途径,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力量。     

行政诉讼过程的经济分析

在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实践中,有着诸多并不能完全让人满意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出现都并非偶然,相当程度上与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以及相关制度结构密切相关,运用一些经济学上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分析,对这些问题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解释,这也正是实证理论研究的一个落脚所在。     

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

民事庭审方式的改革 ,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举证责任不同于证明责任。充分认识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存在的联系与区别 ,对于提高民事诉讼的效率 ,推进庭审改革无疑有很大的帮助。     

我国行政上诉制度之检讨与完善——由一起具体案件引发的思考

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行政上诉条件的规定失之于宽,从而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诉讼,并引发诉讼费用征收标准及负担原则上的悖论。为避免上诉权的滥用,充分发挥二审程序的制度功能,应从制度上对当事人的上诉予以适当的限制,并完善我国行政裁判的纠正制度。     

我国行政审判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分析

近年来,我国行政审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究其原因,既有行政诉讼法本身的不完善,也有传统法律文化观念上的障碍,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行政审判体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