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专利无效诉讼中的“循环诉讼”问题

我国专利无效诉讼领域长期存在"循环诉讼"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目前主要有民事诉讼途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途径和当事人诉讼途径等几种解决方案。在中国现实法治语境下,当事人诉讼途径与前两种解决途径相比,成本低、效益高,更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是解决专利无效诉讼中"循环诉讼"问题的最佳途径。     

Challenges and Changes in Dutch Family Law

Since the “Divorce Challenge” in the Netherlands, a lot of initiatives have been taken on a political level, from the judiciary and in practice,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for children of separation. Experimental legislation is on its way to enabl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urt procedures. One of its ideas is to introduce a so‐called family's representative. This new professional, a lawyer or mediator, can represent both parents in court or coordinate the entire divorce proces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t procedure.     

青年工作理论发展新境界探讨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开拓青年工作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是开创新世纪青年工作新局面的重要任务。在这一发展方向上 ,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探讨的 :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理论构建的新体系 ,以及青年工作新的方法论等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的理论创新过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要始终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     

地方领导性别与民众清廉感知: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地方领导性别的视角出发,引入代表性官僚理论,揭示了女性地方领导提升民众清廉感知的作用机理.作者对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与城市主政领导背景信息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发现女性在本地担任领导职务显著提升了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进而,女性地方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女性居民中,在男性居民...     

党代会常任制：党内民主新的发展点

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是党内民主的重要环节。在新的形势下,党内民主的发展需要党代会常任制的制度支持。党代会常任制也为党内民主提供了新的发展点,为党的建设开创了崭新的局面。     

1971年美国与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有限“合作”

1971年第26届联大,由于判断即便全力支持,台湾当局也将在短期内失去联合国席位,美国以基于“两个中国”设计的“双重代表案”作为因应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蓝本,并主张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以此换取国际社会对美案的支持;但台湾当局的代表将能否继续保有安理会席位视为应否继存于联合国的底线,双方围绕代表权问题经历了一段长期交涉。出于秘密运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需要,同时也为迫使台湾当局接受“双重代表”安排,美国在对台交涉上采取了拖延策略。随着基辛格两次访华消息的相继公布,台湾当局在代表权问题上完全陷入被动,最终选择了对美国所主张的“复合双重代表案”持消极默认态度。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策略优化研究

海洋污染合作治理作为公共政策本质上是要解决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东亚海域污染情况复杂,合作治理难度大,尽管目前已有东亚海洋协作体、东亚海环境管理伙伴关系计划等合作机制,但成效甚微。"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回应了多极化时代背景下全球海洋污染治理格局变化,聚合了海洋污染治理的全球共识,为解析和指导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深描东亚海域污染各治理主体在合作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揭示其行动逻辑及作用机制,深刻分析存在的问题,阐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博弈产生的动因,通过经典博弈模型描述中日、日韩、不同发展程度国家间及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博弈过程,能够解释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效果欠佳的症结所在,进而需要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全面优化各治理主体行动策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完善东亚海域污染合作治理机制提供中国方案。     

刑法第395条第1款中的“说明来源”性质——兼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

学术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问题的分歧根源，在于对实体法规定的把握不确，其焦点是如何理解和把握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的“说明来源”性质。该款前半段是立法者为拥有“差额巨大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创设一项实体性行政义务——即“说明来源”，该义务同时也作为后半段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行为（不作为）中的前提性作为义务，前、后半段一起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完整罪状和罪刑规范。而“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是成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基础的客观行为要件，在刑事诉讼中是“被证明的对象”，而不是“对象的自我证明”。该行为要件不产生任何“特别”的刑事诉讼程序上的含义和不产生证明责任“例外”分配的效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仍由控方承担。     

民国时期华侨议员选举制度及实践浅析

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民国时期的华侨议员选举制度及具体实践,对华侨议员的产生方式及制度规定,具体选举组织和选务工作实践加以介绍。通过对华侨议员群体的居住地区、知识结构、政治立场的分析可以了解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这是了解其政治意识和参政能力的前提。本文最后对整个民国时期华侨议员参政议政的实践、效果及不足之处加以分析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