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建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未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出规定,仅相关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其规定非常单薄,其原则性、抽象性的概括条文使非法证据排除的实际操作性不强.容易造成适用上的混乱.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可以以利益衡量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原则,同时设立好相关的配套措施.民事诉讼法还应当从排除的范围、提出排除的主体、提出排除的时间这些方面来具体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交通肇事罪之共同犯罪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指使肇事人逃逸的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进行处罚，但相关规定却违反了刑法总则对共同犯罪的原则性规定。学说分歧为我们全面理解和分析相关规定提供了诸多视角，但也难免存在疏漏。事实上，只有通过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认清并正确认定指使肇事者逃逸行为的性质和危害性，为适用该司法解释提供借鉴。     

刑法应增设亲属相盗罪

亲属相盗属于亲属间财产侵害行为的一种，几乎世界所有国家的传统刑法和现代刑法中都有关于亲属相盗减免处罚的特别规定。为此，应修改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把亲属相盗行为设定为自诉罪，并对之减轻或免除处罚。     

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刍议

根据行政复议受案范围、抽象行政行为的特点、《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及国外行政复议立法的部分立法例认为,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做法欠妥。     

论环境纠纷处理与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

环境纠纷的日益增多和公民环境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 ,需要制定专门的立法解决环境纠纷和维护公民的环境权利。该立法的制定不仅有利于环境法体系的完善 ,而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民法和民事诉讼法的不足。国外已经有环境纠纷处理和损害赔偿专门立法的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我国的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立法应当采取实体和程序一体的立法模式 ,并着重规定在环境纠纷处理和环境损害赔偿方面所涉及的一些特殊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探讨

人民代表机关应该而且必须具有代表性,即必须经过专用程序和方式代表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代表性是人民代表机关的根本属性。人民代表机关只有具有代表性,才能保障自身的民主性质。只有人民代表机关具有代表性,整个政权体系才具有民主根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还很欠缺。缺乏代表性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意代表机关的真实性成为问题;这又不能不影响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的正当性。应从选举环节和沟通环节增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代表性。     

GATS与证券行政案件几个问题的探讨

GATS对证券监管在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投资权益保护、监管中立、透明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司法审查中 ,应根据不同类型的证券行政案件特点 ,贯彻新的理念。证券行政案件的当事人纷繁复杂 ,其诉讼主体资格都需要明确界定。对证券监管司法审查的强度及标准也要与GATS的要求相适应。     

广西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新方略

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有效作为。过去10年,广西在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三大奇迹,积累了十大经验,广西客观上成为中国—东盟战略合作的新高地。当前,广西已经进入高铁时代、北部湾经济区同城化时代、沿海沿边沿江"三沿"全面开发开放时代、构建新的战略支点时代,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镇化加速阶段和经济起飞阶段,广西的开放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未来10年,广西将紧紧围绕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以及中国—东盟"2+7"合作框架1,实施以开放为主导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深化与东盟的全面开放合作,着力打造中国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海上丝绸之路的新门户新枢纽、中国—东盟合作高地,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把广西与东盟的全面开放合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美国公民诉讼主体资格认定规则及启示—以“地球之友诉莱德劳公司”等三案为例

美国公民诉讼大致可以分为公民环境民事诉讼、公民环境行政诉讼和以自然物为共同主体的环境公民诉讼三类,其主体资格认定基本遵循了以"事实上的损害"为依据的原则,同时将公民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规定于宪法中,确立并保障了环境保护组织的诉讼地位。我国当前正在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采单一诉权模式,将公益诉讼之诉权赋予给环保组织。由于公民环境权并未在立法中具体化,同时对诉讼主体之资格认定也缺乏明确规定,实践中面临环境公益诉讼之基础权利不足和司法机关对诉讼主体资格难以判断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可尽快出台相应法律解释,在借鉴美国经验基础上,打破传统诉讼法对主体资格的禁锢,构建环保组织及其成员与公民分设诉权的二元模式。     

令状主义的例外及其限制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明文将令状主义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令状主义背后所体现的司法审查精神、对公权力的制约思想以及人权保障的理念值得在诉讼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中贯彻。在侦查程序的构建中,应将令状主义作为解释的指针之一。对于令状主义的例外情形应当进行限缩解释,否则将导致令状主义的空洞化,紧急处分说可以作为这种限缩解释的基本依据。作为先行拘留与扭送对象之一的现行犯,在刑事诉讼法上应做统一理解。从紧急处分说出发,预备犯原则上不得作为现行犯处理;对于"正在实行犯罪"这一要件的解释,必须同时具备现行性、明白性、急迫性,对于明白性的判断应坚持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的对应原则;对于"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这一要素的解释,应同时具备时间与空间上的接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