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侵权案件中重复起诉的识别

商标侵权案件中重复起诉的识别主要体现在当事人相同的识别和诉讼标的的识别。当事人相同的识别要区分商标许可和商品流通两个环节。商标许可中当事人是否相同以许可人和被许可人之间形成的共同诉讼或诉讼担当来识别;商品流通中当事人是否相同以被诉侵权商品的生产者在前案中的责任范围来识别。诉讼标的的识别以实体法律规范为依据,从前后两案的诉请保护的商标是否同一、商品类别是否同一、被诉侵权标识是否同一来确定,当三者同一时可以认定为同一诉讼标的,商品型号和商品系列不构成识别诉讼标的的要素。商标侵权重复起诉的识别还应当关注停止侵权民事责任的效力等因素。     

Clientelism and Control: PAP’s Fight for Safety in GE2015

Abstract

This article looks at the reasons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secured its decisive victory in the 2015 general election. The discussion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campaign and pre-election period on voting behaviour. While the opposition’s performance before and during the campaign reactivated its core supporters, the PAP’s control of the political narrative, rejuvenation of its grassroots machinery and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provided an advantage that was instrumental in their electoral success. Most Singaporeans had decided how they would vote before the campaign began. Despite perceptions that the election was about the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ist rhetoric associated with Singapore’s 50th anniversary and the passing of statesman Lee Kuan Yew, the argument in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2015 election provides insights into the breadth of clientelist politics in Singapore and how important state patronage and the control of the state are for holding on to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ity-state.     

试论“有奖发票”制度中三方法律关系的性质——兼与李燕女士商榷

“有奖发票”在我国有些省市发展迅速,但在全国尚未形成统一制度,学界对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不一,其法律关系涉及三方。税务机关和经营者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具体来讲是行政征收关系。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是经济法律关系。税务机关与消费者之间,“有奖发票”本身是行政指导行为,“兑奖行为”是行政行为。     

第一哲学与伦理学——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实践哲学解读

以前的教科书上一般都把近代的形而上学说成是以"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知性而上学",通过对莱布尼茨<单子论>的解读发现,<单子论>根本不是一部认识论的著作,而是一种典型的"实体论"形而上学.这种实体论又不是以"已成"实体来构成单纯外在物体世界或内在灵魂世界的机械论形而上学,而是以内在行动为原则赋予实体本身以内在的生命运动,从而在实体的生命运动过程中从"自然世界"开辟出一个"道德世界"的实践的形而上学.从这种实践的形而上学蕴含的伦理一政治维度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形而上学的现代性意义,同时它也处在第一哲学与伦理学之关系转变的起点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形而上学之可能性不在其自身的实体构造上,而在伦理学中.莱布尼茨这样做了,却无能对此获得明确的意识,他的形而上学不可避免地还带有知性形而上学的独断性,因此他不得不承当旧形而上学的骂名.     

论行政案卷排他原则的运作原理——听证者与决定者的统一机制

行政主体内部的管理体制,使得听证者和决定者在形式上必然是分离的。由决定者必须听证发展到听证者必须决定,再发展到案卷排他,才使得听证者和决定者达到完美的统一。而且案卷排他,通过案卷这个"隔音空间",使得机关决定和行政首长的个人决定也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最后,案卷排他,通过政策、经验和专业考量等裁量因素的入卷,使得行政首长最后的决定程序也变成了看得见的程序。     

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诉讼启动程序改造

刑事诉讼是国家控制犯罪的能动反应,国家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犯罪,刑事诉讼的过程就必然伴随着国家强制力的运用,而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势必影响作为公民个体的私权利。这样国家就必须在为保障公众的安全而随意的启动诉讼程序与为保护公民个体的私权利尽量少启动刑事诉讼程序之间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由于各国法律传统和诉讼文化的差异,刑事诉讼的启动在标志上、条件上和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认识与区别,其具有:案件输入、保障人权、案件分流的功能。目前我国刑诉启动程序中案件的输入功能欠缺,为此,必须降低立案标准,增强案件输入功能,把侦查行为的启动作为诉讼启动的标志。     

群体相对剥夺前因及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区民众调查的实证研究

相对剥夺指相对于参照群体,现实中人们缺乏某种渴望拥有的东西的状态。当个体将自己所属群体的现状或结果与某一外群体相比,感觉本群体处于一种弱势或不利的地位时即产生群体相对剥夺。本研究通过对都江堰市、绵竹市、什邡市三地309个灾民为期一周的问卷调查,分析探索灾民群体相对剥夺的心理及行为机制。研究发现,个体与群体相对剥夺显著正相关,双重剥夺下的灾民更倾向参与集群行为。对于城镇灾民,正当性和可行性作用于灾民对群体相对剥夺的感知,通过情感的中介影响集群行为;对于农村灾民,正当性、可行性、责任性和群体支持皆是群体相对剥夺认知成分的前因变量,群体认同对情感与集群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我国土地调控失灵的制度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耕地资源日益减少.对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土地调控力度,严格保护土地资源.但地方政府有与中央不同的目标,而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地方政府规避中央的调控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在梳理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土地产权的三重分割问题,即土地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分割,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分割,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割.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管理和经营土地资源的直接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相应的长期后果.这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超常经营土地的行为,形成所谓"土地财政"现象;另一方面造成土地保护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由于土地管制和市场调节双重失灵,尽管中央政府不断收紧土地闸门和信贷闸门,对土地开发市场的调控效果仍不明显,土地资源的低效率运用未见实质性改观,耕地保护压力仍然很大.     

环境侵权诉讼证明标准初探

在中国现行单一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下 ,环境侵权诉讼面临着受害人利益难以得到保护、诉讼成本高、错判率高的巨大难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 ,必须重新确定合理的证明标准。我国应在无过错责任基础上 ,通过设立多元证明标准体系、确定对不同主体与不同证明对象适用不同证明标准规则、借鉴先进国家合理的证明方法等 ,以建立中国环境侵权诉讼的证明标准制度。     

集体行动中赏罚效果的差异性研究：来自公共品实验的证据

借助公共品博弈实验来比较奖励和惩罚这两种“选择性激励”的引入对提升公共品自愿捐献的效果。结果显示,被试对奖励的使用更频繁,但是引入惩罚的合作效果更佳,而且这种效果差异还会因为激励引入顺序的差异而加强。通过定量比较这两种激励发挥作用的路径以及行动者使用赏罚的方式,识别出了这种差异存在的行为根源。行动者对奖励的偏好主要源于他们就奖励本身形成的一种互惠,与合作无关;而惩罚效果更强则是因为行动者在使用赏罚时展现出另一层偏好,即相比奖励合作者,行动者更倾向于惩罚不合作者。借助于这种与合作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惩罚获得了相对于奖励而言更强的激励效果,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合作水平。这些结果表明集体行动中赏罚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内容:行动者使用赏罚的方式及其行为对象的反应、如何在激励与合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以及激励引入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