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尊严与国家的修为

人的尊严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是人在一定关系中被尊严地对待,而对人的尊严的实现最具体制性、根本性意义的关系是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在面对个体尊严时要从行动、制度、过程三个维度保证人的尊严的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近代代议制民主的产生依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之初都选择了走代议制民主———我国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道路 ,但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社会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改革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范围,差额选举国家机关正职领导人,实行以竞争为中心的公开公正的选举程序;改革代表制度,人大代表要与企业家身份脱离,政府官员不宜兼任人大代表;调整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功能,扩大常委会立法权,实行常委会的专职化;改革人代会的议事程序和议事方式,延长会期,由常委会全体会议审议法案;改革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的工作方式,为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组成人员提供更全面有效的服务。     

统一战线与“海西春雨行动”

统一战线赋予"海西春雨行动"以社会协调、服务、沟通、凝聚的特性.这一行动是符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统战实践的一部分.民主党派要在这一行动中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夯实基础,营造良好环境,体现党派组织进步性,推进社会各方面改革,增强中华民族素质.     

新司法解释与行政公益诉讼

行政公益诉讼是行政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纵观已有的研究 ,大多局限在行政公益诉讼内涵、与传统行政诉讼的区别、国外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一般介绍 ,以及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理论阐述上。相比较而言 ,立足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 ,探讨行政公益诉讼的现实可能性会更有意义。     

刑法的理性与宽容:面对联合行动权的行使

在当代中国,制度性疏导应当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问题的基本选择。作为基本人权与宪法权利,联合行动权的存在与运行是实现国家与社会力量平衡的一种手段;联合行动权的行使本身凸显了某些社会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促使人们关注这类问题(包括规则本身)的严重性质与解决机制;宪法秩序范围内的联合行动权的行使可以起着社会安全阀的作用,它本身具有宣泄社会不满的功能并从根基上稳固社会。刑法在由联合行动权行使而引发的社会问题面前,应当保持基本的理性与宽容,包括立法的“犯罪化”、司法的“犯罪化”与“刑罚化”。     

“9·11”后的俄罗斯军事安全战略实践探索

“9.11”事件后,俄罗斯军方针对世界安全形势发生的新变化,对其军事安全战略实践从四大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即:研发新一代核武器,确保“现实遏制”的核战略;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进程;增加学习,提高军队作战指挥能力;加强独联体军事一体化,加强与周边大国的军事交流。但俄罗斯军事安全战略实践调整成功与否最终将取决于俄罗斯综合国力的变化。围绕国际政治问题的外交斗争是以军事力量的强弱决定着胜败。从目前来看,实现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既有不少有利条件,也存在现实困难,俄罗斯在实现其军事安全目标的道路上不会一帆风顺。     

论疑罪的“中间”形式判决——关于恩里科·菲利“证据不足”判决方案的评论

恩里科·菲利主张,在悬疑案件应保持司法存疑,法官应以"证据不足"方式做出介于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之间的"中间"判决.菲利的观点与我国传统的"实事求是"论在原则态度上、具体方案上、是否承认选定权利上都不一样,因为他言论上支持无罪推定;它也不同于德国、法国和我国代古历史上任何存疑方案,他的方案似乎是诉讼存疑中"最好"的方案.由于它的诱惑力及与我国刑事存疑判决现实现象的关联,须指出菲利的理性不彻底--它漠视公民一般政治权利的清白假定,把无罪推定降低到心理假定的地位,无法消除我国司法界、理论界的困惑.菲利的这种"最好"的方案,其实质是在关键处放弃无罪推定,它不是真正的中间方案,不能改变推定上的"非此即彼"抉择.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之研究——以煤矿安全生产政策执行受阻为例

政策执行是把政府公共政策付诸实践,解决社会问题的活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权力寻租、政策缺陷、监控不力等因素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保证政策顺利实施就需要建立健全政策执行中的权力制约体系、政策制定体系以及监控体系,从而减少政策执行中的"下有对策"行为的发生.     

中外民事诉讼辩论原则比较研究

辩论主义原则是我国进行民事案件辩论的法律依据。辩论原则已经成为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关注的一个法律焦点问题。我国对于辩论原则的规定很模糊,本文通过把我国的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与外国进行对比,从而提出一些有效的改善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