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责任的中国命运

严格责任是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没有主观过错或起诉定罪不问主观过错的刑事责任制度,但它的内容不断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修正。严格责任与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刑罚目的、刑法谦抑这些制度是能够相容的。在我国刑法中引入严格责任是现代刑法机能的内在要求,是发展罪过理论的需要,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     

论量刑均衡及其实现路径

刑罚目的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司法层面刑罚的正确适用,即量刑均衡的实现。量刑均衡是建立在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要求审判机关在适用相同刑事法律的背景下,对性质相同、情节相类似的犯罪案件,作相当的刑罚裁量,对同等犯罪科处同等刑罚,对类似的事件作出相同的裁判,以保持刑罚稳定和罪刑相适应。但刑事司法裁判中量刑失衡问题颇为突出,危害到了刑罚正义的实现和社会公众对法律应有的信仰和敬畏,妨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因此,必须从立法、司法层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对量刑失衡问题予以解决,从而最终实现量刑的均衡。     

社区矫正的完善与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实现——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不断调整刑罚结构,促使其科学化、文明化并与国际社会接轨。一个更体现刑罚人道性的社区矫正制度终于在地方试点了9年之后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予以最终确定。法定化了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我国刑罚轻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然而,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刑罚轻缓化的落实也需要在健全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得以实现。     

法定刑配置根据刍议

法定刑配置根据理论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分。我国刑法在法定刑配置根据理论上则有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和主客观主义之分。客观主义的法定刑配置根据是犯罪的客观危害行为与结果;主观主义的法定刑配置根据是人身危险性的大小。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关系之辨析与整合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是两种重要的具体行政行为。法律对它们的规制不同,它们理应彼此区分。然而,现实中却存在一些界于命令与处罚之间、难以进行明确区分的行政行为。相对于以形式上是否表现为意思表示行为,以内容上是否具有制裁性为标准来对这类行政行为进行区分更有利于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后疫情时代证券领域事中事后监管危机及其应对

本文认为,证券领域事中事后监管改革在不断向前推进的同时仍面临三重压力: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的证券发行监管放松;中概股回归导致的事前监管放松与事中事后监管压力提升;金融行政诉讼中证券行政行为审查的严格化趋向.为防止证券事中事后监管失效,应重新审视事前监管与事中事后监管的动态关系,发挥信息监管、信用监管与行政处罚的联动作用...     

外籍犯刑罚执行现状与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商务、就业、学习等为目的的在华外国人口逐年递增。在这一背景下,外籍人员犯罪及其监管改造工作形势也日益严峻。而其中,外籍犯的刑罚执行制度和工作现状,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论我国食品犯罪罚金刑的完善

在分析我国食品犯罪罚金刑的立法设置与司法适用现状的基础上,指出食品犯罪罚金刑立法设置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诸多缺陷,进而提出完善我国食品犯罪罚金刑的方案,旨在罚金刑能在预防食品犯罪中发挥最大的、最佳的效果。     

论定罪量刑中的法官情感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 ,情感对认知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 ,定罪量刑是一种认知活动 ,在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搀杂着法官的情感因素。情感在法官定罪量刑过程中具有双重功能 :一方面可能使刑事判决具有合理性 ,能够较好地实现刑法公正 ;另一方面可能使刑法判决失去理性 ,从而导致刑法公正丧失。在定罪量刑过程中排除法官情感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必要的。我们所要做的 ,是把法官情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状态 ,其方式有两种 :一是自我调整 ,二是制度保证。     

“类推”与刑法之“禁止类推”原则——一个方法论上的阐释

将法律解释概念作狭义理解 ,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 ;如此 ,则法律解释方法中并不存在“类推解释”。从“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基本要求和“法律解释必须在文义所及的范围内为之”这一命题出发 ,可以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其实不排斥任何一种解释方法。事实上 ,“类推”在刑法领域是被作为法律续造的方法加以禁止的 ,而并非是被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加以禁止。从维护法律确定性和司法统一性的要求出发 ,一切形式的类推在刑事司法中都应当被禁止 ;但是 ,这种主张显然源自于形式意义的罪刑法定和刑法技术主义的绝对观念。在实质意义的罪刑法定原则之下 ,有利于被告的类推应当被允许 ,这是克服刑法形式侧面的缺陷、实现刑法正义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