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被害人权利保障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不应忽略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被害人的合理定位应当是特殊的诉讼参与人,根据被害人的特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地位及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应考虑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要求获得司法机关保护权、执行阶段发表意见权和获得国家救助的权利。应当明确国家救助制度的国家责任性质,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害人有获得国家补偿的权利,而以《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规定具体的原则、条件、程序问题。     

关于加强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几点思考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落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文化建设作为软实力塑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人们的视线再次拉回到传统文化建设上来。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它就开始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纵观近现代世界一流强国崛起的历史,可以看出“软实力”建设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如何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如何通过软实力来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掌控能力、战略信誉以及表现能力非常重要。     

拍卖、招标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中的利弊研究

抑制房价过快上涨一直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而地价作为组成房价的重要部分,其上涨状况直接关系到房价的调控效果。针对目前地价不断上涨的状况,国家草拟了《深化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审批实施。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对当前国有土地出让手段中拍卖和招标的比例进行调整,降低拍卖在土地出让总量中的比例、提高招标的比例,希望通过这一手段起到抑制地价的作用。然而,地价的上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拍卖和招标作为两种出让手段,确实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对地价的真正影响仍需要检验。同时,考虑到二者在出让过程中公开性上的差异,笔者认为,不能轻易调整二者比例,而是需要经过详细的比较验证过程。本文拟通过比较拍卖、招标两种土地出让方式在对推动地价上涨的效果、出让过程的公开透明度以及对土地价值实现程度的影响程度,分析推动地价上涨的其他原因,进而客观评价拍卖、招标作为出让手段的利弊,同时对当前政策给出相关建议。     

人权的普遍性根据与实现人权的文化前提

人的自由的绝对性使人拥有绝对的人权,维护与实践人权作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要以对人的自由本质与绝对权利的自觉为前提,也就是要以启蒙文化为前提,而启蒙文化需要由文化启蒙来造就.这意味着,既不可能以武力推行人权,也不可能以任何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为借口拒绝人权.人权的绝对性与民族主义国家理论并无学理上的关联,一个主权实体内部的人权...     

PBL教学模式的内涵探析

为适应高职院校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需要在高职院校大力推行PBL教学模式。科学把握PBL教学模式的内涵是推行PBL教学模式的关键。PBL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必将在高职院校展现出良好的教学效果。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之思考

为了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以刑代赔,仅仅给予公法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纳入了我国民事法律的调整范围。为了协调法律体系内部的矛盾,也使被害人的利益得到最好的保护,应尽快建立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以《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第3款为中心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第3款对网络用户直接侵权时,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进行了规范。但这两款内容过于原则,需要运用解释论的方法予以细化。第36条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规定要在权利人、社会公众、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达到更为合理的平衡,有待将来的司法解释进行完善。     

宪法中的任免权之“免”

宪法中的任免权包括＂任＂和＂免＂两个方面,＂任＂是＂免＂的前提,但＂免＂不是＂任＂的必然,而只是其可能的结果。＂免＂的主体有时是由谁＂任＂即由谁＂免＂,有时＂任＂和＂免＂不完全统一（有四种情况）;＂免＂的对象一般是最高国家机关的主要成员;＂免＂的形式有罢免、弹劾、免去等;在＂免＂的程序中,罢免程序主要体现的是民主性,弹劾程序则更强调司法性,后者通常比前者严格。     

北京城管综合执法情况的初步调查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行政处罚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我国目前尚未出台一部系统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法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在不同的地区或城市存在较大的差异,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建议及时总结14年来北京城管执法工作,加强城管综合执法研究,深化依法行政。     

论社区矫正制度与我国刑法的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憾。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与推进,作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刑法加以进一步完善已成为必然的选择。对于《刑法修正案（八）》中确立的社区矫正制度有必要从立法上作进一步的完善：一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二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目前试行中的＂五种人＂,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三是应当在刑法中确立社区矫正前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调查评估主体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及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