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首脑外交与中国白俄罗斯“一带一路”合作

自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以来,在外交领域积极发挥关键性的领导作用,首脑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党对外交工作的绝对领导,强调维护首脑对外交工作的核心领导。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白合作的倡议得到卢卡申科总统的认同和支持,首脑外交已经成为中白“一带一路”合作快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白克服了空间距离远、产业合作条件不佳的困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郊建设中白工业园,并被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目前该项目的进展迅速。中国与白俄罗斯的“一带一路”合作是远高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合作,是一种基于政治互信的合作。从中白合作中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因势利导和差异性的合作形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特点。“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一条交通物流走廊,更是一种全球经济合作的新模式,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创新。     

“一带一路”背景下境外中资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建设研究 —— 以中国有色金属在非企业为参照

境外中资企业和谐劳动关系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企业应熟悉投资环境,坚持合作共 赢原则;遵守法律法规,依法支付劳动报酬;为当地工会正常开展工作提供条件。同时还要关注中方员工入会、 社会保障问题,消除劳动关系纠纷隐患。境内总部工会通过与境外企业工会的交流,提升外籍员工的向心力凝 聚力。     

地面轮胎拖印与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再现

地面轮胎拖印是车辆发生事故时,在地面上留下的痕迹。它对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再现,进而对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进行责任认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结合相关案例,根据一定的计算方法,对此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     

单位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研究

近几年,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重大责任事故罪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就责任事故犯罪的主体而言,有的国家规定部分责任事故犯罪可以由单位构成,如法国和西班牙;而有的国家则不承认责任事故犯罪中单位的犯罪主体地位,如日本、俄罗斯和我国。从严密刑事法网、更好地预防和控制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角度出发,单位应当可以成为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     

"最后明显机会"规则的交通事故责任分配功能

由于当前交通道路的发达,道路交通事故屡见报端,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一旦事故发生,如何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以及如何分配这种责任一直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英美法系中"最后明显机会"规则的借鉴出发,当事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没有利用出现的"最后明显机会"去避免损害后果发生的一方,就要承担部分或全部责任.交通肇事罪和普通的道路交通事故均可适用该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博弈论分析

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原则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对各阶段交通事故归责原则进行博弈论分析,可发现我国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正在不断演进。《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确立的归责原则顺应了世界潮流,也是现阶段较为理想的归责模式,但并不完美,有待进一步修正和改进。     

解决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难的有效途径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机动车之间,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这两类事故,在司法实践中面临损害赔偿难的困惑。主要原因是责任人赔偿能力有限、双方难达成共识、道路交通肇事逃逸增多。增强保险意识,实现道路事故车辆风险转移,提高赔付能力,完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立法工作和执行制度,启动诉前财产保全制度和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加大司法救助力度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与交通肇事罪——兼论信赖原则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刑法》第133条修正为将责任认定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其理论渊源是信赖原则的具体应用。针对目前责任认定存在由公安机关主导,法院的审判成为走过场的程序性活动的弊端,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可由公安机关作出交通事故成因分析意见书而无须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由法院结合其他证据与具体案情来具体认定。     

习近平主席访韩与中韩成熟性战略关系发展构想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韩国,以及中韩建立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关系发展现在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时机与地区环境中,要确保这种关系成为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领导人、学界、舆论界需要有一种超越朝鲜半岛的远见与远景,把动力、机遇转化为互利与可持续的合作进程。这种努力包括:在务实认识朝鲜无核化问题面临的困境基础上,寻找协调解决问题的中短期现实目标;积极协调与合理平衡中美韩、中日韩两组三边关系;严峻面对日本右倾化对东北亚地区秩序产生的战略危害,并共同采取应对措施;以战略性、客观性的胆识抓住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倡议,推动中韩在地区框架内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之探析

因现行刑法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犯罪构成规定过于概括,因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进行探讨.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主体只能限于特定单位;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其客观要件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