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宪法控诉制度的必要性

在我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原则不适应的条件下,我国确立宪法控诉体制是必然的。同时,建立宪法控诉制度有利于提高公民和国家机关的宪法意识,有利于树立宪法权威,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体制。     

中国金融法律体系如何适应WTO规则

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与WTO规则存在着诸多脱节 ,中国金融立法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建立和完善现代金融法律体系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金融业在融入国际金融主流中能否经得起考验 ,关键要看中国金融法治化的实现程度。     

公共选择理论中互投赞成票的逻辑与模型

公共选择理论中互投赞成票模型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体主义假设。作为一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作为一种组织社会活动的规范的个人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在互投赞成票的论证逻辑中,包含了几个必要条件:一是必须采取多数表决规则;二是集体选择必须符合连续性假设,也就是说,集体选择是一个持续的独立决策流;三是少数派的偏好比多数派的偏好更为强烈,这暗含了偏好强度的差异性。根据这种逻辑,可以设计一个以公路修缮为主题的简单互投赞成票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结论是:每个个体的理性行动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行动,集体的财政开支将超出合理的水平,其根本原因是多数表决规则的采用及由此造成的互投赞成票。通过概括和推广,这个简单互投赞成票模型可以应用于许多现实的集体决策情形中。     

共犯最小从属性说之再提倡——兼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

限制从属性说以正犯行为同时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作为共犯的成立前提,因而面临无法有效应对新型网络共同犯罪的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该说中有着眼于帮助对象必须是他人的"犯罪",主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只是"帮助犯的量刑规则"的,也有以刑法分则条文的定罪机能为根据,提出"帮助犯正犯化"说的.但是,共犯的违法性不从属于正...     

明清法律规则中的利益平衡

明清时期,无论是像欠债还钱和杀人偿命这样的天理,还是像找价和蹊田夺牛这样的普通规则,都体现出利益平衡的共有原则。利益平衡的原则不仅能够将人身利益与财产利益沟通,而且还显示出细故案的处理原则与命盗案并无二致,不同种类的规则在利益平衡的共有原则之下得以统一。因此,以往研究中对中国古代法规则性因素的忽视和否定两种倾向都应该加以修正。     

论领导者提高执政能力的境界

领导干部应该善用权力、下属认同、多出人才、做人为先,方能达到提高执政能力的境界。领导者应当以对领导规律的科学把握和领导权力的恰当运用统御部属;以高尚纯正的品格做派、先进的领导理念领导方法艺术、正确的召唤和指令等影响下属,并得到他们的认同,从而赢得广泛的追求者;在本单位本部门开发、培养和吸纳尽可能多的人才,并运用好这些人才,以作为事业的支撑;正确理解和处理做官与做人的关系,奉行“做人为先”的原则,以人格的力量打造自己的领导形象和领导力。     

中国城市基层社会自治发展的路径——以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逐步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以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为例,在国家推动下,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经历了重要变革:一方面,人民调解被当做司法助手、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构成而逐渐被国家吸纳;另一方面,人民调解不仅在组织和功能上得到了扩张,而且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科层化发展,从而突破了地域性、群众性和自治性。通过治理吸纳自治,城市人民调解制度被纳入地方性国家科层制的框架,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从城市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中国基层社会自治的发展道路既不同于随着市场经济和个人权利发展而形成的西方城市社会自治发展的市场化路径,也有别于依赖伦理道德而形成的中国传统基层自治发展的社会化路径,而是一种国家化路径。     

迈向综合分析时代——行政诉讼的困境及法治行政的实现

自《行政诉讼法》颁行以来,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一直处于曲折发展之中,其法律功能和政治功能均不尽如人意。对此,不能单纯地从条文、政策层面来理解,而是需要在转型社会的背景中对当前的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展开反思,寻求一种综合分析的视角,以此来理解当下的困境及其原因,进而真正实现法治行政。     

Poderes fácticos,problemas drásticos

The article reconstructs systematically a definition analytically dense of the factual powers. By focusing on the implications factual powers in Latin America, the article inquiries into the resistance of these powers to the State of law, evidencing their propensity to promote their own private interests and impose them on society at large. On its turn, the author elaborates a diagnosis of the cultural expansion of factual powers in Mexican society, demonstrating that their influence expresses and reinforces political deficiencies, legal voids and cultural paucity, identifying the ideological preponderance of private television.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