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侦查告知程序——“米兰达规则”功能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作为"被告人权利大宪章"一直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两大目标之间不断的寻求平衡,试图找到最佳结合点。现代刑事诉讼追诉方和被追诉方的控辩平等是实现两大目标平衡点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只有双方"信息对称"才能真正实现平等对抗,这就要求追诉方履行告知义务,被追诉方行使知情权。侦查程序被认为是最易侵害人权的阶段,因此各国都在此阶段规定了详尽的告知程序,如美国的"米兰达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同样规定了相关程序,但是我国告知程序中的不足和问题明显值得剖析和探讨,对此提出相关建议,进而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告知程序。     

生态人文主义法治的价值取向

国内对于法律价值问题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法学界对法律价值的探讨由浅入深,成为法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环境法的价值问题是于近些年逐渐吸引法学者视线的,并在传统法学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因为它不仅孕育了在价值主体、客体和内容方面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根本性突破,同时也包含了环境法学本身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争执。环境法的价值是环境法的精神与本质之所在,对它的研究也是探讨其他环境法问题的逻辑起点。     

公法学视野中的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在我国法律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仅从行政执法自身来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难以治本。应当从公民社会与法治国家的关系出发,以公法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行政执法,大力推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发扬公民自觉自治,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健全纠纷解决机制,重构行政执法,加强法律实施,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政府与和谐社会建设。     

行政执法中的协商与和解

在行政执法中引入协商与和解从而实现行政执法方式的变革,既是顺应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行政主体能否灵活应变日益复杂的现实社会、满足不同主体多元化需求的关键。作为一种行政执法方式,协商应当贯穿于整个行政程序;作为当事人预防、化解纠纷的一种方式,行政执法中的和解主要体现在和解契约与执行和解两个方面。     

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

随着建设法治国家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基本共识，随着“法治指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中国不仅从理论上开始研究法治指数和法治评估问题，而且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法治指数设计并加以推广的运动。反思性地思考中国法治指数设计中虚与实、中国与世界、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与杂多、表象与实质、诚信与虚构、理想与现实、定性与定量、建构主义思维与法治的渐进主义逻辑、科学与人文这些相关的思想维度，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切地认识和设计中国的法治指数，也有助于我们更为真实地理解中国的法治建设并理性而稳妥地在实践中推行法治指数。     

非常损失规则的比较研究--兼评中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的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

以公平价格理论为切入点,从历史考察和比较法的角度分析了非常损失规则发展到暴利行为、显失公平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各国此类制度实质上与我国关于显失公平和乘人之危的立法具有理论联系.在此基础上,乘人之危只是显失公平主观构成要件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法律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作为意思表示的瑕疵予以单独规定.     

论行政契约撤销原因的确定

行政契约的合法要件主要有契约方式使用合法、契约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契约内容合法、契约缔结程序合法。行政契约撤销原因的确定,应当充分借鉴行政行为撤销的理论及法制、私法契约撤销的理论及法制,具体分析行政契约合法要件的缺失对行政契约效力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充分权衡撤销行政契约对于行政契约利害关系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规制冒名侵权问题之纵深思考及现实解决

本文分析了规制冒名侵权诸种单一立法的不足。通过对三种模式(包括乙冒用甲之名发表甲作品;乙冒用甲之名发表丙作品;乙冒用甲之名发表乙作品)的冒名侵权的多种侵犯权利种类的详尽分析,指出了所侵权利的复合性、复杂性。通过对其进行法理学、法哲学思考,文章提出了规制冒名问题的总体构思和具体方案。笔者并以国内外立法、司法实践为根据论证这一问题。     

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探索

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科学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领域中诸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法的本质、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依法治国＂、法的功能与价值、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等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论述,是邓小平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法治的建设和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试论行政组织法治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仍然面临制度短缺和法制不健全的问题,现实的法律与政府的自身改革经常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张力。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借助宪政和法治的精神、原则,以法律的方式进行制度重塑,明晰行政改革权的相关问题,实现行政编制的政策调整转向法律调整,明确政府职能的目标与定位,健全政府组织法体系,加快行政程序制度建设,重新调整和配置行政权力,使其合乎法治化的要求,破解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深层次体制性障碍,防止行政体制改革失范与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