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据规则

在程序性裁判领域,法院所要面对的不是检察机关的指控是否成立的问题,而是控辩双方所发生的程序性争议如何解决的问题。在这种司法裁判活动中,被告人一般不会面临受到无根据和不公正定罪的危险,无罪推定原则失去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司法证明活动也无需遵循严格证明的准则。目前,我国法律已经在非法证据排除领域初步确立了程序性裁判机制。与此相对应,法律也有待于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从而设定有别于实体性裁判程序的证据准入规则、责任和证明标准。随着程序性裁判制度的逐步发展,这类证据规则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     

刑事诉讼中私人违法取得证据之证据能力评析

刑事诉讼中如何处理私人非法取得的证据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都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美国的私人放任模式和德国的利益权衡模式分别是处理私人违法所得证据的证据能力的两种典型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其不同的特征和利弊得失。私人违法取证在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但立法规定和理论研究薄弱,私人违法证据的两种典型模式对我国证据立法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一定的启示。     

主体民族主义与国族构建的悖论——以色列民族政策思想之评析

以色列是一个以犹太、阿拉伯两大族类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犹太属性、内部殖民主义和分而治之是以色列处理与国内阿拉伯人民族关系的基本思想。以色列的民族政策造成阿拉伯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遭受挤压、歧视,成为经济落后、政治孤立的少数族类,与主流社会十分疏远。这一现实与以色列理应将全体国民纳入其民族国家构建范畴,以塑造统一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和国族认同的民族构建产生了直接的悖论,并且从根本上制约着国家的稳定、健康与和谐发展。     

重新认识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来源于苏维埃行政法实践,其属于社会主义法系模式,既不同于大陆法系模式,更不同于英美法系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基本特点在于以国家管理机关为中心安排法律结构和法律位阶等级体系的模糊性。在当代中国,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应该进一步完善。首先,以组织法律来构建我国行政组织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其次,以宪法为指导,确立行政组织法律主义这一组织法治原则。再次,在既有法律基础上构建我国行政组织立法模式。最后,重视行政组织法与行政管理法或行政作用法的密切联系。     

论高校自治规则的司法审查

高校自治规则接受司法审查,不仅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明文规定,也是司法终极性原则的必然要求,更是司法介入高校内部治理的应有之义。同时,为保证高校应有的自治空间,法院对高校自治规则的审查必须遵循附带审查原则、尊重高校首先判断权原则、"不探索决策者的思维过程"原则以及间接审查原则,以保持必要的抑制与谦让。     

国务院批准具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行为研究

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行为是“较大的市”立法权的依据,因此从性质上说属于立法行为,应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发布。同时应明确“较大的市”的法定标准,尽快健全批准程序,使国务院的批准行为有章可循,得以规范。     

略论道德建设对依法治国的基础作用

从法律规范的来源、合理性的依据、实施和弥补不足等几个方面集中论述了道德对法治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法制建设离不开道德建设,加强道德建设是实行法治的必然要求.     

公共选择理论视野中的规则变革

公共选择理论不仅提出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关键在于规则变革 ,而且提出了规则变革的优先顺序 ,即与政治规则相比 ,优先选择经济规则 ;与较低层次规则相比 ,优先选择元规则的变革。将公共选择理论关于规则变革的观点用来比较分析中西方行政改革 ,将会发现变革公共服务的供给规则 (公共服务市场化 )是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优先选择 ;而优先把行政决策的规则从其它性质的规则剥离出来 ,建立公共行政体制 ,是中国行政改革不可回避的战略选择。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前提是建设公共行政。     

民族习惯法对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实践价值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多民族的现实往往和多宗教的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 ,多元的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和规范始终是国家法理论上成熟和实践中通行的主要决定力量和重要渊源。在一个多元的法律环境中 ,我们只有正视非国家法的存在并积极引导其发挥正确功能 ,使之与国家法律协调一致 ,才能真正从实践中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     

论法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以美国法官的看守职责为视角

科技的发展对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证据则是这一冲击的直接体现。因此，法官如何审查科学证据保障审判的公正成了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美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对于科学证据的审查逐渐形成了法官的看守职责。该过程经历了严格的弗赖伊规则，自由的联邦证据规则以及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多伯特规则等多个阶段。相比而言，我国现有的法律内容比较简单，有待完善。尽管存在诉讼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美国相关规则的制定及理论探讨对我国立法完善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