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析——兼论我国ADR之构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忌称。其兴起与发展除了来自诉讼的压力及其固有弊端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我国拥有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可利用的资源,但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法治尚不健全,许多现代型的ADR仍不成熟．因此,我国在借鉴外因ADR经验的同时,更要立足本国国情,构建一个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解等多种方式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社会通过纠纷的解决回归和谐。     

政府与社区协同管理模式——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变革走势分析

居委会自其建立时始就具有强烈的“剩余性”和“行政赋予性”色彩,它增强了其在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职能发展的弹性和行政性发展的倾向,并使其成为企业、政府职责下放的承担者。居委会组织的现行角色与自治组织的定位明显不符引发了基层管理体制的变革要求。虽然在基层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上存在基层自治能力弱化、政府在基层缺乏职责承担者、单位社会遗痕影响社区资源整合等问题,但是构建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协作共生机制依然是我们的适当选择。     

中国市场经济法律:进展与评价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决定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特殊性。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但仍存在不足：如观念尚待更新;企业受到过多的行政管制;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有待完备,须及早颁行反垄断法、国有资产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计划法等;法律可操作性不够。今后,更重要的将是提高执法水平、严格执法程序、惩治司法腐败。     

历史境遇与法系构建:中国的回应

法文化传统的取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中已有合理结论,而法律移植作为法治构建和运行的必然选择已成为历史定论。二者合乎逻辑的契合,才能创制法律的本土化,并使新构建的法律符合中国的国情状况和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使法律辉映出应有的权威性效力而成为制度事实。历史的理性回应是,必须消除法律的虚无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构建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证据开示制度比较研究──兼评我国民事审判实践中的证据开示

证据开示制度１９世纪始于英国,此后,受到各国重视。各国的证据开示制度都有各自的发展和完善历程。在具体的证据开示范围、方法及限制、制裁等方面也有所不同。我国在审判方式改革中,部分地区试行了庭前证据交换,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且有关诉讼体制、法制环境、诉讼观念等运行环境问题,尤其值得深思和研究。     

刑事自诉制度研究

我国在刑事起诉制度上实行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原则。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大幅度扩张了刑事自诉案件的范围,致使我国自诉制度在刑事起诉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得以提升。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刑事自诉制度中应解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并日渐凸现了出来,亟需研究、完善。     

新加坡集选区制度初探

集选区制度是新加坡国会大选的独创。1988年新加坡国会大选实行集选区制度与单选区制度并行,这对新加坡整个政治生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新加坡研究涉及集选区制度的著述甚少,基本未对集选区制度予以系统阐述与分析。本文比较全面地介绍新加坡集选区制度的产生与实践的过程,并围绕新加坡集选区制度的核心争议,即代表性问题和程序公正性问题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反对党虽有突破,但选举程序设计对反对党仍然是极大的障碍,由于目前反对党积极性迅速提高,使人民行动党面临极大挑战,因此自主革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试析后发国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干预及其变革

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干预是后发国家工业化初期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和对战略性产业的扶持,是后发国政府干预信贷分配的理论依据。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这一产业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逐步递减。后发国家在逐步减少对金融业的直接干预的同时,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以解决金融深化过程中的信息问题与道德风险。     

新加坡的医疗保障体系

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以其投入低、效率高为世人所称道。文章介绍了新加坡医疗保障体系的筹资和医疗服务供给系统,并对其进行公平和效率评估,认为新加坡医疗体制的成功实际上并不能归功于医疗个人账户制度,而是源于其内设的对低收入者就医的补贴制度和个人自付费用对医疗服务消费的控制。     

财政支出比较视角下公务员退休金制度设计

公务员退休金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待遇差是社会热点问题,并波及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助长了提前退休浪潮。机关公务员与企业人员退休后收入的待遇差来自人员身份和计算方法的制度隔墙,本文审视了针对公务员养老金的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探讨了中国公务员退休金制度的新路径,即三元组合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制度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国民基础养老金避免老年贫困;二是通过职业养老金个人账户实现老年体面生活。公务员作为公民应享有国民基础养老金,作为政府雇员应享有职业养老金并附之以廉政奖励养老金,政府应当分别承担相应责任。通过模型计算和实际数据模拟计算表明,新制度初期财政支出超过原有制度,但若干年后低于原有制度,本文提出的模型和政策建议具有不降低公务员养老金待遇的同时减轻未来政府财政负担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