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盟反垄断法的目标及其体现——以“谷歌案”为视角

反垄断法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反垄断在司法和执行层面上的不同。当前欧盟反垄断法仍然以保护竞争本身为主导,实现消费者福利并非其终极目标。这个目标在反垄断司法中表现为,非法垄断行为的认定更关注对实质的竞争性市场结构的侵害,并且不要求证明对消费者造成直接或实际的损害,而对于豁免条款中有利消费者福利的部分,也不是司法考量的唯一要素;反垄断执法中表现为欧盟委员会对结构性救济措施的重视,以及对联盟区域利益的保护。     

测谎与测真——从杜培武案谈“测谎”及其科学应用

测谎在杜培武冤案的发生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于测谎的认识和态度。那么,测谎到底有无科学性?在杜培武案中测谎为什么会测错?测谎为什么在世界多国被广泛地应用于司法乃至人员审查等领域?该技术为什么这些年来在我国司法领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而且呈现出日益发展的势头?本文就上述问题结合测谎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情况,对测谎技术予以介绍和分析解释,以便人们对其建立正确的认识,使该技术在我国得到科学应用和健康发展。     

司法改革背景下“捕诉合一”的推行动因、困境与改革进路

最高检推行捕诉合一办案模式最主要的目的,即为解决当前检察系统内部存在的案多人少矛盾。而这一矛盾被激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员额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检察系统内办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且办案工作量还有了大量的增加。尽管捕诉合一改革有助于解决当前检察院办案压力骤增的压力,但存在着诸多弊端,不宜作为一项长久之计。当前应强化外部监督措施,并改良其他制度以削弱检察院对捕诉合一办案模式的需求。     

互联网对英国陪审制的挑战初探——以福蕾尔案为例

2011年英国公民福蕾尔在担任一件毒品案件审判的陪审团成员时因违法使用互联网接洽被告、搜索被告信息而被控藐视法庭罪,成为英国第一个因在案件审理期间滥用互联网被判刑的陪审员。该事件发生后轰动了英国司法界,互联网对英国陪审系统带来的冲击开始被关注,成为英国陪审制发展上的一个新难题。,分析互联网对英国陪审制的挑战及其原因,找到英国陪审制的出路,正确借鉴其成功经验为我国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所用尤为重要     

从犯罪客体看我国的婚姻家庭类犯罪——以浙江虐童案为例

从浙江虐童案可知,家庭关系外的虐待行为同样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虐童案不能适用寻衅滋事罪,从处断上也不能适用虐待罪。婚姻家庭类犯罪应当脱离婚姻家庭关系这一刑法客体对其的束缚,顺应1997年《刑法》修改的潮流,将婚姻家庭类犯罪扩大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广义上的同类客体之中。     

清代因案修例的现象还原与性质界定——兼论其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启示

清代的因案修例,即基于某一司法案件对《大清律例》中的相关条例进行修改。这是清代司法实践中一种常见的法现象。《大清律例通考》《读例存疑》等考证类释本和《驳案汇编》《刑案汇览》等描述类案例集,分别以法律文本备注和刑事案例陈述的形式,记载了因案修例的诸多实例。结合因案修例的各方面特征来看,它属于清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创制机制,带有典型的传统中国特色。清代统治者通过此种机制从司法案件中抽象出成文法则,进而实现法律文本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均衡。对于当前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因案修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其对明确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以及完善“由案到法”的衔接机制、指导性案例的审核机制、类案判断机制、指导性案例的退出机制等,具有积极的可借鉴之处。     

错误的纠错——评河南省高院对“天价过路费案”的处理

在司法为民理念指导下的司法活动应当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回应广大老百姓和媒体的期待,但是,司法纠错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应当遵循审判规律,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不能一味地以政治作秀的方式处理。河南省高院对时建锋天价过路费案的处理过程仓促、草率,高院过早介入该案并做出实体处理系有违程序正当性,对办案法院及法官处分权限及内容违法,河南高院副院长对媒体发表对该案的适用法律意见不适当。     

＂名嘴＂黄健翔讨薪

2011年1月14日，备受关注的“名嘴”黄健翔讨薪一案有了结果，当天北京朝阳人民法院对神州天地诉黄健翔劳动争议案进行了一审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