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市桥西区人大常委会首次行使许可权

邢台市桥西区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了区检察院关于区八届人大代表曹秀勇涉嫌挪用公款案的情况汇报。经区检察院查实，曹秀勇作为一名居委会主任，利用其职务便利，将用于建设社区服务中心的10万元私自借于他人用于盈利活动．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由于其本人是桥西区八届人大代表，因此检察院提请区人大常委会许可对曹秀勇采取强制措施。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判决与"人大释法"不一致所引发的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潮问题探讨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庄礼源案的裁决对香港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该案的判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6月26日对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的解释不尽一致。若终审法院在裁决庄丰源案时能考虑到"人大释法"就有关筹委会的意见已反映在《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这一决议中,则有相当充分的法律理据来裁定庄丰源败诉。这样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逗留期间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并不能享有香港居留权。同时,内地孕妇亦不会因为希望其子女获得香港居留权而引发争相到香港产子的情况。     

案后文字样本的区分、使用

在笔迹检验案件中，一是用摹仿手段进行贪污冒领的经济案件日益增多，这类案件的特点就是检材字迹少，并且大都是人名用字，这些字在嫌疑人的样本材料中很少出现；二是在一部分笔迹案件中，嫌疑人样本字迹很少，特别是在一些待业青年、农村民工中，平时很少动笔写字，收集他们案前的样本字迹确实困难，因此利用案后文字样本材料进行检验，就是这类案件笔迹检验的一个特点。如果按以往习惯，“以案前样本笔迹做基础，以案后样本笔迹做参考”，就不利于这类案件的检验。在鉴定实践中，针对这类案件的特点，细致地分析案后样本笔迹，灵活地区分和运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从欧盟转基因产品案看习惯国际法在WTO中的适用

习惯国际法在WTO中一般都能得到适用。但2006年WTO专家组在欧盟转基因产品案中的决定破坏了WTO和习惯国际法的和谐。本文认为,当与WTO协议不相冲突时,如果大部分WTO的成员方都是某条约的缔约国,并且所有的争端当事国都是该条约的缔约国,或者某一争端当事方不是缔约国但是明确表示接受条约中规定的约束时,条约的规定可以作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在WTO中得到适用。     

认真对待逻辑：论法律适用中的逻辑错误及其防止——以一起“产品安全”行政处罚案为样本

法律适用在本质上是“根据法律的思维活动”,通常人们多从法律知识、方法乃至制度角度来谈法律适用问题,对思维层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很少涉及,其实,法律适用活动不仅要遵守法规范之要求,而且不能违背思维领域的基本规律和规则。否则会导致认识、推理和判断的错误及无效。本文从逻辑角度对一起违法行政处罚决定的思维过程进行分析,揭示出其中的...     

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研究——以“伊佳兰公司诉中国案”为中心的分析

外国投资者援引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适用第三方条约争端解决条款的情形在实践中屡见不鲜。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个案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扩及争议解决事项的问题看法不一,而理论界亦存在激烈争论,并直接导致新近国际投资条约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限定。近期我国首次被外国投资者诉至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其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必将是我国应对的首个重大问题。我国未来缔约实践中应当对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作出必要的限制。     

Legal System on Continental Shelf beyond 200 Nautical Miles VS China

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诞生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最为完整的海洋法典——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创设了以第76条和附件二为核心的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法律制度,使沿海国得以在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指导和协助下依据国际法建立范围最大、也是最后的国家管辖海域.地理位置相对不利的中国虽然存在一定的机遇.但来自周边各国的严峻挑战使得中国在东海、南海的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划界异常艰难.中国需要在国家层面从历史性权力和全球战略的视角提出中国未来海洋权益的目标和对策.     

从合宪性推定到权力谦抑主义——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中的解释方法与司法哲学

香港郑家纯等诉立法会案的判决涉及香港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权传召当事人这一颇具争议的问题。针对当事人提出的立法会调查委员会越权的主张,在进入司法审查后,法院面对的是如何选择具体的方法来进行审查。虽然从文本来看,香港《基本法》并没有明确赋予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以传召当事人的权力,但法院采取合宪性推定方法,认为《基本法》没有禁止立法会通过调查委员会来行使证人传召权,并判决立法会的调查委员会不存在越权情形。这种对立法机关持谦抑姿态的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形式文本,在本质上建基于《基本法》架构下国家不同权力间的关系维度,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并且对当下中国宪法方法的建构具有启示意义。当然,香港立法会调查权的行使必须以《基本法》为依据,以香港特殊的行政主导制为基础,这又从另一面体现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谦抑。     

博弈、挣脱与民意——从“双非”风波回望“庄丰源案”

庄丰源案是特区政府与法律精英的博弈,政府方面的败诉一方面在于人大释法技术上的不成熟以及入境处在诉讼策略上的失误,另一方面在于终审法院的某种挣脱情绪,这种挣脱情绪是基于不受干预的自治要求和最大限度的权利保护倾向。双非风波之后,法律精英的胜利显得黯淡。法律追求不应忽视社会效果,法院不能轻易抛弃保守原则,否则可能会带来较大的社会风险。中央需要加强法律解释技术的修炼并增进与香港的及时沟通。香港法院应该从这次事件中吸取教训。     

产品缺陷隐瞒与法人犯意认定——从丰田“召回门”事件切入

法人犯罪的成立,既需要具备客观要件,也需要具备主观要件。法人犯意的认定,不能简单地将法人雇员的犯意直接归属于法人,而应当将法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体来对待,从法人整体的组织结构、决策程序、政策文化等方面来考察其犯意内容。在涉及产品质量的犯罪中,隐瞒产品缺陷是认定法人犯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隐瞒产品缺陷是违反行业文化的悖德行为,是法人犯意认定的基础。如果所隐瞒的产品缺陷是国家法律、行业规范所明确禁止的,则悖德程度严重,足以认定存在犯意。在丰田召回门事件中,丰田公司之所以最终未被诉诸刑事审判,根本原因在于其并未向公众隐瞒产品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