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定罪机制之比较

中美在犯罪的界定、犯罪的构成、定罪的证据要求以及定罪程序和运作方式上均有明显的不同,美国的定罪机制有其先进的一面,我国的定罪机制有固有的缺陷,美国的做法对我国定罪机制的完善有借鉴意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因素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美国因素无法忽视。美国的发展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欧洲对美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已经可以以比前人更为理性、从容、开阔的心态来研究和理解美国。但在研究中美关系时,要防止“只谈中美、忽视其他”,似乎大千世界只有中美两家的误区,在研究美国时,也要避免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大脑、一种思维”,或“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式。实际上,美国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体,例如,一个东西两岸的“国际化的美国”与另一个南方和内陆地区的“本土化的美国”互动,就具有研究价值。     

关于"百事内讧"事件的经济法律分析--兼论中国入世后外商投资企业中利益格局的变化与矛盾冲突的协调

"百事内讧"事件,反映了我国加入WTO后,跨国公司调整全球投资战略意图,与作为东道国的中方合资、合作者之间利益格局发生变动,引起矛盾冲突激化的形势.在合作双方争论的背后,隐藏着各自对于利害关系的权衡抉择,问题的关键已经超出单纯的违法违约及其责任怎样承担的范畴,涉及到如何取舍以求花费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利益的全局考量.对其进行适当的经济法律分析,有助于争议双方在博弈中作出最优或者次优方案的选择.     

战略机遇期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策略选择

在战略机遇期内 ,中国外交应实施以下战略和策略 :把握中美关系走向 ,努力构建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框架 ;广泛建立伙伴关系 ,发展制衡、协调与合作的大国关系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加强睦邻友好 ,积极经营周边     

中美关系新发展与美国对华政策调整

近一年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正面变化。中关关系良性互动明显增强,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国际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取得显著成果。中美关系可望进入一个以稳定发展、积极互动为基本特征的新时期。尽管如此,美国仍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对华防范、遏制战略,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不会消失。     

论"三权分立"的美国权力架构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分权”和“制衡”原则是美国政府权力的宪法基础,也是美对外政策复杂性、困难性和不确定性的根源。美国国会正越来越多地以立法或非立法形式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客观上已成为对中美关系的主要干扰。美国总统出于其国内政治和国家利益的双重需要,对华政策总是具有两面性,近年来正逐步使“一个中国”原则空洞化。美国联邦法院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有所突出,值得注意。     

《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Ⅱ)

1944年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溃败造成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由此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苏联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影响的应有认识和与之进行适当外交,导致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重点依然锁定美国,极力“邀请”美国政府介入中苏关系并影响未来的中苏谈判。然而,出于对苏联追求东亚利益的实力与决心、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缺乏足够抗衡苏联手段和资源等方面的权衡,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的外交“邀请”,反而协同苏联政府迫使中国直接派团前往莫斯科完成中苏谈判。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并非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实际上,部分由于中国持续“邀美抗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紧随其后在中苏谈判以及未来东北等问题上美国政府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反对苏联,成为中国内战和东亚冷战爆发的一个起源。     

“Holding Nationalist Flags Against Red Flags” —Anti-American Ic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ir Reconstruction by the Public (1999–2003)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process of anti-American ic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pattern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tellectuals and general public during four events centering on China-US relations: the 1999 Belgrade embassy bombing, the early 2001 plane collision incident, the September 11 attacks, and the 2003 war in Iraq.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proliferation of anti-American icons in China does not only point towards the existence of anti-foreign ideologies. It is also a channel for different players in China to advance their personal and group interests. As long as tolerance from Beijing is signalled, much nationalist rhetoric is a coded way of directing limited dissent at the Chinese state itself, but how exactly the Chinese public hold the “nationalist flags” — which is allowed by the party–state — against the “red flags” of the same regime remains relatively unexplored. Filling up such an intellectual vacuum is the central focus of this paper.

《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的中、美、苏关系透析(Ⅰ)

1944年中国正面抗日战场的溃败造成美国太平洋战略的调整和中美关系的恶化,由此大大限制了蒋介石对苏联在未来中国的重要影响的应有认识和与之进行适当外交,导致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产生。之后,中国的外交重点依然锁定美国,极力“邀请”美国政府介入中苏关系并影响未来的中苏谈判。然而,出于对苏联追求东亚利益的实力与决心、对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需要以及对自身缺乏足够抗衡苏联手段和资源等方面的权衡,美国政府没有接受中国的外交“邀请”,反而协同苏联政府迫使中国直接派团前往莫斯科完成中苏谈判。但中国政府的外交并非没有对美国产生影响,实际上,部分由于中国持续“邀美抗苏”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紧随其后在中苏谈判以及未来东北等问题上美国政府公开出面支持中国反对苏联,成为中国内战和东亚冷战爆发的一个起源。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