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基本法》中的社会国家原则

从语义解释的角度看,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文本中不具有显著地位,且内容不够明确;但从体系解释而言,该原则享有不得修改的宪法基本原则的突出地位。社会国家原则产生的历史则表明,该原则具有弥补《基本法》中社会基本权利缺失的功能。但社会国家的目的以及社会国家原则保障的基本权利都必须通过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来加以具体化。联邦宪法法院在发挥社会国家原则的宪法规范功能以及确定社会国家的最低宪法标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社会国家原则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一般与基本权利条款、基本权利限制条款以及社会国家的目标一起发挥作用,被用来为立法者设定社会权利保护义务或论证限制基本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正当性。     

失信联合惩戒的地方立法实践及反思

作为一种核心机制,失信联合惩戒在社会信用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功能,对于营造诚信的社会经济环境意义重大。实证分析显示,囿于全国性法律的暂时缺失,地方立法在先行先试的过程中出现对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本身的规制缺位、失信行为的种类划分标准参差不齐、失信主体的救济措施缺失以及失信联合惩戒体系互异等现实难题。对此,应当以合法原则、后果与行为相当、必要限度以及责任自负为基本遵循,通过明确区分标准,将失信行为分门别类,完善立法设计,建立失信主体救济机制以及加强法律控制,对相关法律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推进社会信用法律出台,构建统一的失信联合惩戒体系等举措,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助推国家治理法治化进程。     

行政应急管理体制的内涵辨析

行政应急管理体制的科学内涵的基本构造应由应急性行政机关、应急性行政权力和应急性运行机制所组成。在与战争、动员和戒严等紧急状态体制以及政府常态管理体制的比较中,它体现出这样一些特点:(1)行政机关为主导;(2)旨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3)应急性行政权力的强度将增强;(4)应急性行政权力所需要遵循的程序则简化;(5)公民权利将适度克减;(6)存续时间具有暂时性。     

集中与分权的历史逻辑——“共同纲领”时期我国宪制的建构、运行与更张

1949年《共同纲领》与《政府组织法》共同确立了堪称"四九宪制"的国家权力配置基本格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宪法传统不同,四九宪制虽然同奉议行合一原理为圭臬,却有自己的独特创造,表现为通过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这一职位实现议、行两端的权力集中。然而决策权与执行权在规范层面的分工模糊与权能交叠,使四九宪制在实际运行中无法确保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对国家事务直接和经常的领导。随着机构改革与权力重组的受挫,这一时期宪制的制度弹性逐渐耗尽,新政权的缔造者们最终通过在1954年《宪法》中对最高国务会议制度的设计实现了对议行合一体制的重设。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公法回应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与之相适应,中国公法应当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和方法层面对这种变迁作出回应。     

基于中枢-外周-中枢闭环康复理论探讨脑卒中后平衡障碍的治疗策略

改善平衡能力是脑卒中后遗症恢复的关键。将中枢-外周-中枢闭环康复理论与针刺方法相结合,有利于脑卒中后平衡功能障碍的康复。在康复治疗过程中,可运用纠正感觉输入与强化正确运动模式等自下而上的外周干预手段,如体针疗法、核心肌群稳定性训练、中国传统功法;同时,采用激活相应脑区功能的自上而下的中枢干预手段,如头针、经颅直流电刺激、重复经颅磁刺激,整体促进脑卒中后平衡功能。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启示——对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和转型国家当代发展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激烈讨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衰退到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市场和私有权力的方向转变。然而这些变迁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趋向"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反,制度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战后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重组。     

“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迷思还是现实?

对于"伊斯兰国"是否会对中亚地区安全构成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程度如何,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存在诸多分歧。"伊斯兰国"通过招募中亚地区的人员和对各国的边界进行袭扰,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扩大其价值观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等方式,的确对该地区安全形势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不过,"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形势的影响是有限的。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国"在国际反恐联盟的打击下,地面作战部队被限制在叙利亚一伊拉克境内,无法在中亚地区开展直接的攻击。此外,由于中亚伊斯兰特殊的发展经历,使"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在当地缺乏群众基础。这些因素,决定了"伊斯兰国"对中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该地区部分极端势力思想的进一步激进化或激励部分恐怖分子发起"独狼式"恐怖活动等。随着"伊斯兰国"的战场失利,部分"圣战"分子回流中亚,需要对"伊斯兰国"与中亚安全之间的关联性予以更多关注,并尽早研究对策。     

国务院批准具有立法权的“较大的市”行为研究

国务院批准“较大的市”的行为是“较大的市”立法权的依据,因此从性质上说属于立法行为,应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发布。同时应明确“较大的市”的法定标准,尽快健全批准程序,使国务院的批准行为有章可循,得以规范。     

元代入琼蒙古、色目人考

元代的海南岛,出现了许多北来的异族面孔———蒙古人和色目人。这些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被贬谪到海南的宗室、大臣,一类是朝廷派来征伐海南的武将,一类是到海南来任职的官员。本文对这三类蒙古、色目人的在琼情况分别进行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