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司法审查受案标准的演化及其启示——以私人承担公共职能为考察对象

起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公共行政改革,通过合同外包、行政分权等多种手段,使私人成为某些情况下公共职能的承担者。私人对公共行政的实质性参与,引发了诸多行政法问题,其中最紧迫的挑战在于如何将司法审查拓展至承担公共职能的私人主体,而这取决于司法审查受案标准的确定。美、英两国的司法审查已分别对私人承担公共职能作出了回应,即将"行为标准"纳入司法审查受案标准的判断体系,我国可考虑在现有的"主体标准"之下,扩展引入"公共职能"标准,以回应公共行政主体多元化的改革现实。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Investigating Temporal Continuity of Adolescent Victimization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issue in the study of criminal victimization focuses on state dependence or the extent to which prior victimization causally affects subsequent victimization. Framing this issue are two conceptual arguments that posit divergent prediction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past victimization. While “victim labeling” suggests that the experience of prior victimization increases victimization in the future, “victim rationality” suggests that past victimization decreases subsequent victimization. To date there has been little longitudinal research that explicitly evaluates these competing viewpoints. In response, the current study uses panel data from a sample of adolescents to assess the merit of these oppos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gainst this theoretical backdrop, it is shown that prevailing strategies for the analysis of panel data—random-effects and fixed-effects—produce erroneous results that add confusion to the debate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state dependence processes in criminal victimization. Drawing from advances in econometrics, two estimators that can overcome the problems that plague more traditional panel data models are used to provide a test of the competing victimization perspectives. Results from those analyses suggest support for the thesis that past victimization increases subsequent victimization, but the magnitude of this positive relationship is more modest than is indicated by analytic models that have been utilized in prior longitudinal victimization research.

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肃反扩大化问题辩正

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是指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建立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最早建立的具有公安保卫职能的政权机关。同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经出现过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对于这一历史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肃反扩大化的关系问题上,学界始终有着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当时存在的肃反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导致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但也有学者认为纠正肃反扩大化的倾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建立的直接原因之一。本文从历史文件的分析入手,试图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因、制度设计及其在当时政权体制中的地位等方面,探究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国家政治保卫局与当时肃反扩大化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检察机关执行国家赔偿法中遇到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本文围绕赔偿案件确认标准、确认程序和审理期限及赔偿法应明确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立法建议。     

国家赔偿责任的民法基础

历史上盛行国家无不法行为能力理论,据此国家不对其公务员履行职务时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公务员要自己承担赔偿责任。随着法治国家观念的确立,国家开始代替其公务员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即所谓的代位责任。也有国家确立了国家的直接赔偿责任,即自己责任。但无一例外,国家的赔偿义务均建立在民法基础上,以全额赔偿为原则。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确立了独一无二的"个人不赔,国家不全赔"的赔偿模式,偏离了赔偿法所固有的民法属性,无法良好保护受害人。而其根源则在于欠缺对国家赔偿责任的历史与本质的全面理解。有鉴于此,应尽快修订《国家赔偿法》,确立国家的全额赔偿责任,更好地服务法治国家的建设。     

乡村基层执法的空间制约与机制再造

中国的基层执法深受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态的影响和塑造,"治理空间"可以同时容纳这两种因素,是理解中国基层执法的新视角。乡村治理空间为基层执法提供具体场景,其"拥挤社会"特性和"权力分散"特性,严重制约着基层执法能力。空间区域化机制通过建立综合治理(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机构的统合和区域化;通过将村级组织、村干部、网格员等纳入执法体系,实现了执法空间的分界和局部化;通过对时间和资源进行情境化配置,实现了时空分区。区域化机制重构着乡村治理空间,回应了基层执法权薄弱和执法能力不足的问题,通过再造基层执法,提高了基层执法效度。     

党政机构合并背景下的预算问题研究

2018年进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我国现行预算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现行预算制度无法适应机构改革的新情况。党政合并后的新机构属于党的机构体系,不再属于政府机构体系,而现行预算制度的约束主体是政府,无法约束合并后的新机构。由于预算完整性和新机构职能的公共性等原因,新机构应当受到国家法律组成的预算制度的约束,预算制度需要配合机构改革进行调整,党内法规不应成为新机构预算行为的规范来源。机构改革强调党的领导是上层领导,并不影响人大预算职权的具体执行,虽然新机构属于党的机构,但由于其参与行政活动,行使国家权力,使用国家财政经费,故仍需接受人大的预算审查监督。     

国家自卫权的实施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

国家自卫权的实施限制是:受到武装攻击;自卫应在安理会采取必要办法之前;向安理会报告实施的自卫措施并在安理会的监督下进行。此外,国家自卫权的实施必须符合国际法已确立的"必要"和"相称"的原则。在反恐实践中,受害国已经成为武力攻击的主体;武力攻击主体和自卫对象出现不一致;实施国家自卫权的地域延展;实施国家自卫权的时间已经不限于武力攻击的当时或较短暂的准备期之后;国家自卫权的实施主体更加复杂,强度超过必要、合理和不过分的要求。打击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国家自卫权只是合法使用武力的一种例外情况;在未来的国际法发展中,对国家自卫权的实施仍应予以严格的限制。     

潮流与现实悖反：我国机关法人之定位与重构

虽然国内外主流公私法理论基本认可国家主体性二元结构理论,大陆法传统更是认可国家的法人地位而否定国家机关的法人资格,并在立法上形成了公共机构非法人化的事实,但我国受前苏联国家特殊民事主体理论和国家机关法人理论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立法和理论上认可了国家机关的法人地位并延续至今。我国这种国家机关全面法人化的立法事实不仅与世界范围内存在的非法人化潮流形成逆反,造成公法人向私法的遁入,而且与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国家机关的非法人化形成悖反,使机关法人的独立责任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虚名。因此,在界分公法与私法的基础上,将国家机关的行为主要限定在公法领域,从而在私法领域中原则上否定其独立法人地位,只令其具有辅助国家私法人格与公共职能实现之作用,只有为实现公共利益与公共职能之必要时,例外地承认其独立法人地位。     

社会管理模式检讨与“适切”原则——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亚稳态现状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使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基本态势已从稳定态向亚稳定态转变.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粗放、被动、无序、低效、线性、一维等方法已经远不能适应社会结构的变化.基于“适切”原则的社会管理模式应在社会信仰、协商机制、基层建设、问责制度和网络舆情等方面进行全面转型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