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对传统家庭美德的历史继承和超越创新

传统家庭美德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文化,积淀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人伦关系的意蕴,通过对其进行现代诠释和价值升华,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超越创新,可以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家庭美德建设的历史依托和丰富营养,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有效服务。     

历史人类学刍议

历史人类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 ,由于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领域是历史上的各民族文化 ,并且在研究过程中需要借助于大量的历史典籍资料 ,容易使人将其与历史学相混。历史人类学是一门具有特定研究领域并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传统的新兴分支学科 ,其实质与价值不可能被其他任何学科替代 ,其发展也不会损及其他学科 ,因而应当对这门新兴学科加以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 ,早日形成本土化的中国历史人类学。     

对新颁布《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的解读与思考

2011年9月，公安部修订印发了《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新《规范》）。新《规范》是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有力指导和公安队伍建设发展的与时俱进双重背景下对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的贯彻。新《规范》体现了从表述形式到表述实质，从逻辑层次到可操作性，从时代性到原则性等一系列的特色，是对我国警察职业道德的丰富和发展。为充分发挥新《规范》的指导作用，我们要加强解读、深入阐释，重视建设、纳入机制，加强修养、不断提高。     

论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

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范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范围仅限于侵犯财产罪;另一种则认为还应包括与盗窃罪、诈骗罪、抢夺罪有法条关系的犯罪;再一种认为,仅有部分侵犯了财产法益的特殊犯罪才能转化为抢劫罪。本文对以上各观点进行了评价,立足于体系解释的原理,主张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转化型抢劫罪的范围应特指盗窃罪（第二百六十四条）、诈骗罪（第二百六十六条）和抢夺罪（第二百六十七条）。     

扒窃的实质解释——以结果无价值为基本立场

刑法上的扒窃需要充分考虑刑法目的和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实质解释.扒窃入罪的根据应站在结果无价值立场进行分析,这一根据正是甄别、筛选和归纳扒窃概念诸要素的实质理由.扒窃行为只有达到足以造成数额较大损失的程度才能认定为犯罪.依此,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领域对一般人所携带财物实施的技术性盗窃行为.同时,刑法上扒窃不以财物“随身”携带和“秘密性”为必要条件.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法理价值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该法一公布,激活了人们的法律思维,打破了人们某些固有的家庭生活规则,挑战了传统的婚姻观。呈现了许多新的亮点：规定了结婚瑕疵的救济途径;厘清了发展中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家庭财产制有了新的意蕴;明示了生育权女性做主的原则。体现了婚姻法的法理性、现实的针对性、改革开放的时代性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它的发布有着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因工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研究 ——基于对《工伤保险条例》中“事故伤害”的法释义学分析

对于所患传染病种类非属于《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的职工,由于法律未有明文规定,实务中就是否认定工伤问题存在争议,导致相关职工难以获得工伤保险的救济。《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而职业病由《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法定列举,法律解释空间极小;事故伤害为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存在相当的法律解释空间。法院对患传染病职工工伤认定纠纷案件的裁判,呈现出将职工患传染病纳入遭受事故伤害的思考路径。研究通过贯彻宪法规范和价值,结合工伤保险的目的与工伤认定的本质,并为了法律概念的统一使用和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解决,运用法释义学的方法,强化论证了传染病可被纳入事故伤害的解释范畴,从而化解因工患传染病职工认定工伤无法可依的困境。     

变更罪名实证研究

以最高法院示范性案例中的全部变更罪名案例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其中存在几对实然关系。变更罪名未必都有失公正也不必然体现实体公正,择轻变更未必都有利于被告,合法的变更未必是合理的变更,变更罪名给法律适用带来的不确定性根植于现行法律和法理之中。对其进行法律解释学和犯罪定义学分析,将有助于对变更罪名现象的解读和限制。     

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

法律推理具有逻辑方法和审判制度的双重属性,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前者向后者的演进过程。法律推理是一个综合运用法律理由和正当理由的法庭决策过程。法律解释作为该过程的一个环节,是以正当理由阐释法律理由而获得法律推理大前提的手段。     

论事实解释——对事实认定中一种潜在机制的哲学分析

存在原本就存在解释,事实的认定离不开事实的解释。解释事实的前提是理解事实,理解事实需要具备理解的要件——前见。事实应作为解释的客体对象的同时又限定了解释的视角。规则留出的种种空白必然经法官予以填补,法官也借助于这些空间张显出对事实的个性化评判。解释不是一种事实的原本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行为,一种个性化的建构事实"血肉"的行为。实现忠实于事实的要求有两个困难:一是究竟有没有"原事实"会形成不同的解释;二是对"原事实"的识别不能离开现实的因素。事实解释应受约束于各种可能性因素,这些因素综合起来确保了解释符合事实的理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