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遭遇与异族想象：唐代文学中的天竺僧形象

与前代相比,唐人有幸生在中外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亲历印度佛教文化渗入汉唐文化的历史过程,并对异域观念进行当下性思考,产生一种审视异域的独特文化视野。反映在文本中,那便是唐人文学作品中存留许多关于印度佛教文化魅力及来华天竺僧形象的描写,诸如唐诗、小说等都是考察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     

论唐宋契约担保制度的时代进步

唐宋时期,在统治者更多干预下,契约担保制度获得长足发展,无论是财产的担保还是人的担保,都在前代的基础上取得较大进步。不动产契约担保制度典当、抵当、倚当的类型化分野更为明确,不动产契约担保的客体、主体、程序、回赎期限等有了更为完备的立法表达和更为精细的制度规制。动产契约担保方面,立法层面禁止了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以人为质的担保方式,商品经济下钱物流转的提速和宋代“市司”的衰落,使得关于变卖质物的立法并未实际运行。保人的担保具有利他性、单务性,宋代进一步明确了特定情形下必须由多个保人共担责任;同时敦促营利性牙人诚信积极地从事居间活动,提高交易安全性,客观上降低了保人的担责风险。     

唐代民事法律主客体与民事法源的构造

从唐代法律体系和民事契约文书中,可以概括并揭示出制度与事实上的唐代民事主体、客体和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构造。唐代民事主体是一不同类别的多层次结构,这—结构是相对开放的等级社会在民事法上的投影。民事客体由物、人(奴婢)和行为三类组成。民事法源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并以礼(理)为指导,各种法源因此具有相通一致之处。     

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

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 ,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 ,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 ,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 ,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 ,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 ;但也有一些有识之船商 ,为改变其社会处境促使其子弟走上了读书入仕的途径。另外船商还有经商生涯辛酸的一面。     

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

据传世文献记载,凌烟阁位于唐代长安西内皇城三清殿侧面.本文对凌烟阁得名的历史渊源、唐代凌烟阁图像功臣的程序进行了初步探讨.唐代曾有五位皇帝在凌烟阁图像功臣,其中以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图像功臣最具影响力.为表彰盖世功业,图像功臣于凌烟阁,其目的在于示范当代,永贻后昆,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     

《唐刺史考全编》订补

《唐刺史考全编》2000年1月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实际上付梓的时间较早。因此后来发现的新出土唐人墓志中的若干刺史材料,已来不及收入,同时,还发现书中有个别错误没有改正。考虑到这些材料对唐代史研究颇为有用,也为了不贻误读,现在把已经发现的新的刺史材料和未改正的错误54条发表出来,作为《唐刺中考全编》的订补,供研究唐代史的学参考。章分三个部分;一、增补刺史姓名及材料;二、增补重要新材料;三、订正任职年限和名字。     

唐朝与新罗往来研究二题——以西安周边所在的石刻碑志为中心

西安及其周边地区乃汉唐都城长安辖区所在，保存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由于唐朝与朝鲜半岛国家保持有十分紧密的来往关系，入唐新罗使者、僧人、商人、留学生等纷纷来到这里，成为唐朝与周边民族国家友好交往的典范。本稿对“万年宫碑阴题名”、“乾陵六十一蕃臣像”涉及的唐朝与新罗关系问题试作论述，认为万年宫碑阴题名中应该是“左领军将军臣金仁问”，而非此前一些论著所误释的薛仁贵或刘仁轨；乾陵六十一番臣像东南角的石像应为新罗人没错，但将其确定为具体的某人就有问题。     

唐末五代典权法律制度之探讨

学界一般认为宋朝是典权法律制度的成熟阶段因而给予特别关注,却对宋朝之前的典权法律制度研究甚少。任何成熟的法律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典权法律制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唐末五代时期是一个重要的流变和积淀阶段。唐末五代时期典权法律制度以"贴典"、"质"等为存在形式,逐步形成了该时期颇具特色的典权法律制度基本样态。该种样态的形成有制度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原因,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表现出多样性与灵活性。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的典权法律制度在纵向发展脉络上为后世提供了基本模型,且以其独特的优势在社会剧变中发挥了维持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体现了中国人民卓越的生存智慧。     

唐初五十年类书与诗对文学的影响

唐初五十年类书的编纂和诗的创作,对唐初文学被学术同化具有深刻影响。首先,唐初类书不过是词藻堆砌,将词藻当做学术进行研究,其直接的影响是造成文学在研究领域被学术同化。其次,唐初的诗是＂类书式＂的诗,从而造成了文学在创作领域被学术同化的现象。     

试论唐代行政权之规制

明主治吏不治民,有唐一代,通过四级连署的行判体制、内部控制为主的勾检制、外部纠举的监察制来实现对行政权运作的规制。而这些运作模式,在已出土和复原的吐鲁番、敦煌文书中都得到了相当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