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时期茶业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我国的茶叶生产历史悠久。进入唐宋以来,茶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新兴产业,发展十分迅速。茶业经济的异军突起,对唐宋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茶业不仅大大促进了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商品经济的力量,而且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文化的快速发展。     

唐五代“音声人”论略

北魏出现的乐户主要来源于罪犯配没和战争中的俘虏,他们的地位低于百姓。音声之名出现于唐代,其与乐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政治地位低于良人,与杂户、官户既相似又不同,而经济地位可能与百姓略同。唐后期五代,音声的地位已有所提高。音声是分番执役的,当上番执役时,由官府提供衣粮。但他们也占有部分土地,以供其下番时生活。     

唐律之血亲规范与现代刑法关系研究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行刑法与唐律疏议在时间上相差千年之久,但是却有着浓厚的渊源关系.从血亲规范角度比较二者,现行刑法与唐律血亲规范一脉相承,唐律血亲规范的重要历史作用和对我国现代刑法的深远意义.     

论《唐律疏议》的形成、结构和影响

《唐律疏议》初步形成于唐永徽年间,基本定型于唐开元时期,今传《唐律疏议》大体就是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唐律疏议》包括书名、目录和正文三部分。书名在宋朝是否已经出现,颇为可疑,但到元朝,它的存在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录应是形成于唐朝,但也仍有疑问需要厘清;正文包括律文和疏文两部分,也都是仍唐朝之旧,有学者认为篇目疏议系唐朝以后所添加,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唐律疏议》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五代宋金都将之视为现行法,在元朝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参考,明清两朝也是制定律典的重要依据。《唐律疏议》对日本法律也有巨大影响,日本古代法典《大宝律令》、《养老律令》都是以永徽律疏为蓝本编纂而成,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古代法律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论唐代中原与边疆地区多层面的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有唐一代,在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过程中,不仅中原文化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和途径,广泛传播到边疆地区,对边疆民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唐王朝还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大量汲取边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达成了边疆与内地双向的文化互动。     

从自由互市到政府控驭:唐、宋、明时期汉藏茶马贸易的功能变异

茶马贸易本属汉藏民族间、农区与牧区间互通有无的经济交流活动,它本应遵循固有的经济规律。其发端的唐朝如此,其发展的宋亦大致如是。但至明朝,统治者希图借经济手段去替代政治、军事所无法完成的统治功能(“以茶驭蕃”),并“联番制虏”,隔绝传统的蒙藏联系,“壮中国之藩篱”。汉藏茶马贸易的原有功能发生变异,纯粹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内容。     

论唐律中的自首

自首是唐律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其成立条件可以从适用范围、前提、主体、自首的对象和内容等方面进行考察。自首的法律后果可分为免罪和减刑。自首制度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重思想轻行为。自首后是否能够回复到犯罪前的状况是确立自首制度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理解唐律中自首制度的关键。     

唐宋时期从"村坊制"到"城乡交相生养"

李唐王朝建立后 ,吸取隋炀帝施政失败的教训 ,尊重当时的城村各居的事实 ,推行了村坊制 ,即村自村、坊自坊的以土断之的管理方法 ,有效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乡村户”与“坊郭户”出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国家财政对货币的大量需求 ,随着国家财政对货币需求量的不断增长 ,政府逐步放宽商业政策 ,提升工商业者地位 ,刺激了城市的发展 ,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与“农村”的形成 ,这个过程相伴随的则是城乡差别的出现并进一步拉大 ,宋代出现的“城乡交相生养”则是其具体反映。     

中国唐律研究三十年

三十年来,中国出版、发表了唐律研究著作19部,论文476篇,大致可分为注释类、系统阐述类、专题研究类,研究成果丰硕,研究队伍扩大,研究影响凸显。唐律在唐朝、中国古代、东亚乃至世界法律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三十年来法学教育有了大发展以及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宽松等,是唐律研究成就显著的主要原因。前瞻唐律研究,要拓展唐律的文本研究、比较研究、文化研究、实证研究、实施研究、史学史研究,加强对海外唐律研究成果的吸收,打开唐律研究的新局面。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纳兰性德的影响

清初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可由纳兰性德《通志堂集》所含西学知识窥见一斑。《通志堂集》为清初学者徐乾学于纳兰逝后所编,其中有若干内容涉及西学知识,包括天文历法、科技制作、医药学、宗教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纳兰西学知识的来源,其中对自鸣钟的了解,来自于直接接触实物,其他则主要依赖阅读与传闻。纳兰直接阅读过的西学书籍至少有《七克》和《西儒耳目资》,很可能还包括《泰西水法》,但他未必通读过李之藻编的《天学初函》。纳兰对西方实用的科技制作以及天文历法持赞叹与肯定态度,而对天主教为传播教义攻击佛道的做法则有所不满。纳兰的西学知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学于清初在东方传播、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他对“西学东渐”的态度在清初一般士人中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