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实践进路、战略谋划与推进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实践进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实现了从二位一体、三位一体到四住一体的深刻转变；在战略谋划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的相辅相承；在推进路径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良性互动。     

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回应:1898—1935

美国在菲律宾推行的新殖民主义,促使菲律宾民族主义表现出抗衡、合作或拒绝的回应.二者的互动在殖民地时期的菲律宾产生了一系列后果.文章就此提出了独特的看法.     

女性解放的困惑与出路——马克思思想的启示

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女性境遇改变的成果是显著的。然而,女权主义者在为女性自由和发展奋勇前进的同时,也受到了与女性解放运动相伴而生的种种问题的困扰,陷入了"致命的"困惑当中。马克思提出"人类解放"人文关怀下的超越性别局限的"联合"之路,为女性解放走出以往的误区,摆脱困惑,确立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工资分配外部公平性对不同年龄高学历员工的影响

摘工资是企业激励高学历员工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当工资分配外部不公平的情况存在时，它对高学历员工的激励作用是否存在以及它的激励效果如何是现代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工资分配外部公平性对不同年龄高学历员工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分析原因，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主体资格分析

我国由政府主导的封闭式绩效评估活动已逐渐显现其官僚特征,不符合"建设服务型政府"目标的要求。在绩效评估活动中,评估主体影响着评估结果的可信度和有效性。评估主体研究是政府绩效评估的基础研究,它引导政府树立以公众为基础、社会共同参与的理念,平衡各阶层的利益,推进和谐社会的建立。本文从我国绩效评估主体的构成入手,在分析我国绩效评估主体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完备的绩效评估主体应具备的条件,进而对完善我国政府绩效评估主体提出相应的对策。     

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性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贡献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实践证明,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实现都离不开统一的欧洲法律体系的建设。欧洲法院司法实践证明,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洲法院司法独立的作用功不可没。文章从分析欧洲法院的特点入手阐述其司法独立性及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     

被消费的舆论——试论当代舆论的消费性趋势

在当今社会,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消费所异化,公众舆论显示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消费性趋势:一是出现了一批新的话题人物,作为消费文化的符号代码来满足公众的娱乐需要和消费快感;二是媒介有意识地针对新闻事件设置乃至人为制造各种话题引发受众讨论,诱导受众发表意见,进行舆论消费;三是民意调查充斥媒体,社会越来越依赖民意调查,同时民意调查的结果在很多方面诱导着人们的选择和行动。     

“太可怕! 太可怕!”的多重含义解读(英文)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is a difficult novella.The last cry of Kurtz,"The horror! The horror!",is ambiguous,complex,and metaphorical in meaning.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thorough analysis of all the possible meanings of the words,hoping to reveal its relation with the themes and facilita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ory.     

法定犯中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造

行政前置性要件作为刑法分则个罪中的限制性要件,强调行政处理优先性,包含着以刑罚处罚确保行政执法效果的制度期待,是刑法谦抑性的新表达。在法定犯日趋增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修正中的犯罪化不可避免,单一强调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均存在较大副作用,在个罪中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重视法益恢复在阻却犯罪成立中的积极价值,有利于追寻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最佳平衡点。行政前置性要件的法理基础在于部分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立法者在增设法定犯时,若认为该犯罪存在法益侵害待定状态,并且不直接涉及人身法益,当优先考虑设置行政前置性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