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的政治稳定问题

政治稳定与否,关系着国计民生,关系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关系着本国国民的幸福生活和前途。我国的政治稳定将依法治国作为总方略,将以人为本与发展作为其核心理念和关键点。为了寻求保持我国政治稳定的路径,必须要从党的建设、政府职能的优化和完善以及文化建设的角度进行把握。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课题

在司法文明指数报告中,考察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思路,包括设计二级指标和测试题目两方面内容。通过分析指数报告,可以发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情况总体不佳。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应当强调发挥法院的作用;而未来改革的基本课题,包括如何防止权力主体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如何为权力主体依法行使职权提供必要的外部保障。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论国际投资法的外交保护制度

国际投资法中的外交保护是指本国国民在国外遭受损害,依该外国国内法程序得不到救济时,本国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向该国要求适当的救济。外交保护作为一项传统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曾是一种主要的解决投资争端的方法,但是随着国际投资争端法律解决机制的完善,外交保护失去了其原有的地位。并且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甚至在卡尔沃条款出现之后一度引发了其效力的争议。     

试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与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中国共产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弘扬与发展中华民族精神。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结合时代发展要求，进一步传承和创新了中华民族精神，使之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犯罪学与刑事法制改革:以英国为例

过去30年英国的犯罪学发展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个是"犯罪学"在多个维度的"膨胀";另一个是犯罪学"自治性"的增强。犯罪学在向自治学科转变的过程中既具有许多有益的方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它可能会丧失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而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及其潜在的后果保持警觉。犯罪学知识的用途,在于为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对犯罪学进行准确定位有两个核心要求:一是要承诺把犯罪学变成一个内涵广阔的学术概念,即将犯罪学的多元主义看作一个优势;二是要让犯罪学研究与实践保持长久的、基本的联系,将犯罪学知识渗入公众关注的犯罪和法制事件中,对"制度性环境"作出一个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最重要的外交思想库,其政策设想一贯秉持服务于美国政府、美国国家利益的目的,并与政府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本文拟简要梳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历史流变,考察外交关系委员会影响美国外交的方式,探讨外交关系委员会对美国外交的影响。     

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确立的思考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对侦查工作加强了制约监督,切实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当顺应时势,牢记尊重和保障人权,转变旧的侦查理念和模式,积极适应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的确立,不断提高侦查工作质量,切实提高新形势下诉讼效益。这无论从查明案情,还是从打击犯罪方面以及提高侦查公信力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欧债危机对欧洲华裔青少年华文教育的影响及其对策

本文分析了欧债危机对欧洲华裔青少年华文教育的主要影响及分析其造成影响的主要原因,从政府、华文学校和华人家庭的视角,为欧洲华裔青少年华文教育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发展型国家论的研究传统与中国悖论

发展型国家论中存在两个研究传统:第一个研究传统重视政商关系和资本形成,流行于政治学和行政学界;第二个研究传统关注政企关系和资源使用,具有经济学和管理学色彩。在发展型国家论的初创期,分别以主流和潜流形式存在的两个研究传统相互补充,为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连续的理论突破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实现的。在后续发展中,二者渐行渐远,发展型国家论的理论空间日益狭窄,理论突破的可能性受到限制。这种研究格局从未被识别,但是对于发展型国家论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每当被引入关于重要新兴经济体的分析,发展型国家论都会经历一次重要的理论突破。但是,发展型国家论与中国实践的相遇并未带来类似突破,此即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两个研究传统的疏离是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悖论的成因之一,两个研究传统的统合是推动基于发展型国家论的中国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