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

现代行政行为的法律后果已经不再限于直接相对人,而有可能影响到直接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是指行政行为所直接针对的对象以外的、其权利和义务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社会主体,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主体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有多种形式。维护行政行为中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方式也有多种。对行政行为中的第三人的研究,尤其是对行政行为中第三人的概念和范围、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形和权益维护的方式等问题的研究,对立法、执法以及司法等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警检关系之协调模式探析

目前警检双方常常在刑事诉讼中发生冲突,以致有时不能准确高效地完成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为走出警检冲突的困境,有人提出检察引导侦查这一新型警检关系模式。     

走出自然权利认识的误区

在自然权利的问题上,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对立,人们遵循着非此即彼的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二者水火不容,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使作为坚守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观察者也不得不承认发达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实现自然权利的必由之路。贫穷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只有在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实现人类的生态化的富足,才有实现自然权利的可能。     

鉴定与司法鉴定概念的引入及其演进研究

本文结合史料,对汉语和我国法律中的“鉴定”与“司法鉴定”两个词语的来源与演变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同时,还对鉴定一词当初引入法律和司法鉴定法律界定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初步阐述。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论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化底蕴

20世纪中国小说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凸显了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深刻精神在各种形态的小说创作中都有体现.中国文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是中国小说叙事中人物心态的生长条件;小说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与异端的地位,即使当小说进入文学的中心,也有深刻的作用.不同文化的间性与中国文化的本性,表现了中国小说与异文化的交往中复杂的形态.20世纪中国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和生生不息的活力.     

曲谱中的《牡丹亭》

曲谱中对《牡丹亭》的改动,是从音乐入手,改调就词.随着戏曲音乐的发展,订谱技艺的提高,《牡丹亭》拥有了自己独立完备的音乐体制,显示出在舞台搬演中的生命力.嗣后,再没有人去走改词就调的老路,《牡丹亭》的失律却恰恰给曲师们提供了驰骋技艺的广阔天地.在中国戏曲由文学时代向演技时代的转移中,《牡丹亭》能以本来的面貌参与竞争,并焕发出新的光彩,曲谱的支撑作用不容忽视.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发展与海外经营的新动向

从2005年开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2006年终于超过了1990年的投资规模。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其投资对象和投资内容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由此,日本企业的海外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今后将继续扩大投资。     

浅析公务员职位轮换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笔者认为,在我国地方现阶段实行公务员轮换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如轮换周期不合理、随意轮换、离任审计不彻底、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因而给政府工作带来一些负面效应。本文试图分析公务员职位轮换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寻求相应对策,以期达到实行公务员职位轮换应有的目的。     

证据排除规则的重构——以诉讼效率为视角

诉讼效率指诉讼收益与诉讼成本之间的差额。诉讼收益主要体现为发现真实,而诉讼成本主要体现为证据的收集与认定成本。证据排除规则既可以保障发现案件真实,亦可以保护其他合法利益,但我国目前的证据法没有能够从提供诉讼效率的角度去设计证据排除规则,我国诉讼法中不同的诉讼采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是这一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