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形成理论:评估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本文对联盟形成理论进行了全面回顾与评析,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联盟形成理论主要有两大发展,一是在研究"为什么形成联盟"这个问题上,存在从势力均衡理论到威胁均衡理论再到利益均衡理论的理论演进;二是上述三个理论各自内部的理论深化。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论演进判断标准以及"奥卡姆剃刀"(Occam’srazor)原则,文章对有关理论演进进行了评估,认为从势力均衡理论到威胁均衡理论的发展相对成功。然后,本文提出如何从联盟形成理论及其演进历程中寻求启发,以建构一个简约的联盟解体理论。最后,讨论了联盟形成理论对中国当前对外政策的启示。     

论和谐文化的理论内涵及社会功能

和谐文化,是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的,以和谐精神为灵魂,以“和而不同”为理论核心,能够全面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形态。和谐文化在价值观、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都把整合社会力量、实现社会和谐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谐文化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目标定位功能、人才培育功能、经济发展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和美的塑造功能。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要求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与时俱进的两种基本活动形式,其中理论创新是最关键的,它是与时俱进的先导。作为人的一种创造性活动,理论创新对主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同时具备创新能力,并且在其理论活动中能有效地实现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统一。     

行政哲学中的理论创新及其现实意义

行政哲学研究是行政学这门年轻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在“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的研究中,就中国公共行政现实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在对公共行政的方法和意义的追寻中,深入探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具有重要意义。     

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哪里: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

经济法学的科学性、实践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学科地位,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其理论的解释力,但是,目前研究现状中,研究范式的混乱、理论框架不清晰、缺乏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与工具以及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分离这四个因素削弱了经济法理论的解释力。中国经济法学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基本路径在于:在吸收各范式优点的基础上,对经济法研究范式和理论进行多元整合,建立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流派优势的多元统一理论。在这个路径下,经济法学应当进一步厘清理论框架,引入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将科学方法与人文的方法结合起来,吸纳理性选择理论所包含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实现理论与技术的统一。     

论“无法”司法——一种对司法过程的另类思考

我国法制建设中历来重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但是对司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无法"司法问题却有认识不足的倾向。所谓"无法"司法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法律规定不明或者法律规定相互冲突等情况下,由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理念的要求,法官必须解决现实的社会纠纷。"无法"司法是以法官自由裁量权和司法经验为表征的,在司法过程中具有普适性。但是"无法司法"毕竟与严格依法原则有冲突,因此也应当对"无法"司法进行必要的规制。     

论国家安全观的传承创新与理论特色

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国家安全观也由单一的、注重本国的、以国防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向多样化、多层次的以综合安全为特征的新的安全观转变。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以求实的精神和非凡的睿智,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在国家安全理念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理论特色,实现了国家安全观上的新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研究

自十七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来,理论界就其体系的主题进行了多纬度阐述。首先梳理了理论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题的不同观点,并通过分析论证,从而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一理论体系的主题就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新视角——一个文献述评

官僚制批判研究的视角并不统一，根据学科发展的前沿成果来回顾这一公共行政的核心问题，旨在厘清混沌、深化对基本概念的认识。学科式类型化能够凸显表象背后的理论价值，就对理想型官僚体制的批评和反思而言，后现代哲学、政策分析以及公共管理学等视角是公共行政学演进的最新成果。每一个学科视角在研究路径、兴趣焦点、学术事件、核心思想与学术贡献等方面存有各自的回答，尤其是多元的研究方法，即解构哲学、角色互动理论和新管理主义，使得对同一议题的争论呈现不同特色。基于学科最新知识的批判性研究，在不断修正理性官僚制局限的基础上，深化了社会科学对基本组织现象的理解和解释能力，为体察和审视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结构。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评析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应该松紧有度。从以往各地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经验分析，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采取了谨慎保守的立法态度，诸多限制条件存在不恰当之处，不利于实现刑事和解价值最大化，因此，立法应该不断拓宽和完善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