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最高的价值尺度

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群众现的根本要求,并且构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维度。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尺度,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行政程序法定化与“三个代表”

行政程序法定化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进程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真实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统揽一切工作的指南,也无疑成为了行政程序法定化的客观依据、价值指引与检验标准,并规定着行政程序法定化的推进趋势和发展路径。     

证据的内涵与依法取证-以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为分析视角

作为法律程序整体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一样,都在证据的作用下发挥其功能。然而,我国研究更多将目光聚焦于诉讼证据,而对行政程序证据缺乏关注。但实际上,行政机关是依法治国的主要执行官,其与公民的关系比其他任何国家机关更为密切,所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无疑成为依法治国的重大课题,其中对行政处罚证据的规范尤其如此。从原则上而言,行政处罚证据理应符合证据“三性”,但警察思维与法官思维上的差异使其对证据有其特殊要求,基于公共利益保护的需要,行政处罚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存在减弱和例外情形,因此,对于“毒树之果”以及通过钓鱼执法、秘密调查等方式所得证据并不必然排除,为此,与其让这些实践中早已普遍存在的行为游离于法外,不如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其范围、程序和命令禁止事项。     

1929至1931年贡觉仲尼到京、入藏及驻京：西藏与中央关系的初步恢复

1929年9月至1931年4月,贡觉仲尼的到京、入藏及驻京,在民国时期的西藏与中央关系恢复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他根据十三世达赖指示他声明的三原则,到京与蒙藏委员会商定了六条。国民政府依此提出八款,派遣贡觉仲尼入藏宣慰。入藏期间,他努力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十三世达赖按照迎接中央专使的仪式迎接他,同意设置西藏驻京、驻平、驻康办事处,并以他为驻京总代表,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得到初步恢复。但是,十三世达赖及噶厦对贡觉仲尼在京所答应的一系列问题,如派遣大员入京协商、九世班禅可率少数军队返藏等,并不同意。因此,西藏问题在当时情况下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论明清时期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的诠释

明清时期不同读者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和评价。其中，以余象斗、叶昼为代表，明代小说评点对曹、刘的态度比较客观；明代小说序跋则对《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极力推重；清代的毛氏父子则在评改《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加强了其“拥刘反曹”思想倾向。     

谈监狱“三课”教育口才的表达技巧

教育改造罪犯,是监狱工作的重要任务。而监狱对罪犯实施＂三课＂教育,则是教育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文章从＂三课＂教育口才概念入手,探讨了＂三课＂教育口才灵活使用教师言语、综合运用语音语调、准确把握态势语言三个方面的技巧,并指出了监狱人民警察运用＂三课＂教育口才表达技巧应具备的身心素质。显然,这对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公民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博弈——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演变的视角解读与展望

在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中,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诉讼的三方参与人关系重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成为解开三者复杂关系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发展演变的视角来论证三权的博弈,并对受案范围的发展进行了学理上的分析和展望。     

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三青团”与台湾光复

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奉命组建的"三青团",实际成为培养抗日、复台干部的组织,光复后又在台湾发展了大批"三青团员",为光复初期维持台湾社会治安和协助接管做出了较大贡献.     

依法打击“三股势力” 切实保障基本人权

境内外"三股势力"内外勾结,在新疆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对新疆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造成极其恶劣影响,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是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严重践踏。为依法严厉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切实保障各族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必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坚持影响新疆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危险来自于"三股势力"的正确判断,坚持发展和稳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提高信心,共同努力,加强和维护新疆团结、稳定、发展的大好形势。     

“三进三同”与党的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为实现各级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常态化、联系群众常态化、党性锻炼常态化,重庆市在全国率先推行进基层、进村子、进农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党性作风实践锻炼活动,简称三进三同。拓宽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的实践路径,推进了党的建设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