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案必破”辨思

公安部自2004年提出“命案必破”号召至今，期间几次重中其重要性与坚持的决心。地方公安机关也纷纷采取措施响应该号召，力求实现这一目标。实践表明，命案必破确在命案本身的侦破上；另一方面在带动其他案件的侦破以及提高打击刑事犯罪的整体能力上体现出了积极效果。命案的侦破不能逾越认识规律和正当法律程序这两个界限，否则“命案必破”号召的初衷将难以实现。     

论行政法治与诚信行政的契合

在我国确立了依法行政和建设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之下．法治行政的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是相应的制度构建，而制度的有效实施往往取决于其指导观念的确立。在指导行政法治建设中，诚信观念的树立尤为重要。文章通过对于行政法治中诚信内涵的阐释，进而分析在行政法治中对于诚信的内在要求。探讨诚信行政与行政法治在内在要求上的契合以及制度保障。     

浅议“可视为新的证据”制度及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

2008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审监程序司法解释,提出了＂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然而＂,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条件及应用与再审＂新证据＂近似却存在着不同,容易混同,故本文拟通过对二者概念、特征及条件进行比较与分辨,结合民行检察工作实践,就该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达到更好的认识这一新的制度,完善我国民行检察工作的目的。     

累犯的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累犯中“应当从重处罚”的“从重”，是较初犯从重进行处罚；尽管刑法规定了累犯不得假释，但累犯却不应当排除适用假释；解决数罪累犯的处罚问题，单纯采用“先并罚后从重说”与“先从重后并罚说”中的一种不行，应当依据数罪累犯的类型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累犯完全有必要适用加重处罚原则，但通过司法解释增加盗窃累犯“加重处罚原则”不妥，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补充规定。     

非法组织卖血罪的认定和处罚问题研究

《刑法》第333条规定的非法组织卖血罪，在认定和处罚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在认定方面，《刑法》第13条但书的规定是非法组织卖血罪与一般非法组织卖血行为的界限标准，是否使用暴力、威胁方法是非法组织卖血罪与强迫卖血罪的区分关键，被组织卖血者的全部环节的完成为非法组织卖血罪的既遂根据；在刑罚方面，《刑法》第333条第2款中“前款行为”不只是针对强迫卖血罪而言，还包括非法组织卖血罪，“他人”指的是卖血者而不包括用血者，“伤害”应当限制解释为“重伤”。     

新刑诉法视野下酷刑遏制的三重路径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对重大案件的同步录音录像，这些新增内容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每一项又都有各自的意义，共同架构起我国酷刑遏制的三道防线。文章详细研究新增三项制度的确切含义，分析其中立法的进步意义与实施困境，并提出实践中完善适用需注意的问题。     

浅析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伦理化倾向

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是欧洲近100多年来的重要思潮。它的发展,经历了从修正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过程,现在又呈现抽象化、伦理化的特点。与此同时,欧洲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和劳工阶层站在一起。这使得社会民主党在欧洲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经验,对市场经济过程中党保证群众支持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刑法理论的意义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认定符合犯罪构成的危 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认定行为构成犯罪的重要前提。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中,相当因果关系 理论较有影响,也具有相当合理性的特点。借鉴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并将其引入到我国的刑法理论中,将对司法 实践中因果关系的认定有积极的意义。     

对法不容情的批判性解读——以容隐制度与亲属拒证权为视角

通过对中国的容隐制度和西方的亲属拒证权进行考察发现,亲属容隐制度与西方大多数国家所规定的亲属拒证权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这项制度在建国后被当作封建消极的东西予以摒弃,但是在当代中国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回归的现实基础,应当在立法中重新设立这一制度。对“法不容情”应作批判性的解读。     

初步确定：逮捕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逮捕条件中的核心问题 ,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的界定。笔者比较国内外不同的观点 ,提出以“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足以初步确定犯罪嫌疑人已实施了犯罪”作为逮捕的证明标准的主张 ,简称“初步确定”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