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假冒伪劣产品的法律对策--论产品责任法的完善

文章在国内产品责任法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法理学、民法学的基本理论,运用比较分析等方法,结合实际中案例研究,整理分析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并试图提出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律的意见及建议.     

意思自治、交易秩序与利益平衡——南怀瑾作品著作权纠纷上诉案评析

知识产权案件的裁判,应当体现意思自治的民法基本原则、稳定交易秩序的司法导向、平衡相关方利益的价值取向。对于行为人的真实意思,应当通过行为外观探求其内心真意。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的法律性质应综合合同条款文义、著作权人之行为、代理人之权限、出版合同及其履约过程进行判断。对于代理人在著作权人授权范围之内签署的许可使用合同,其法律后果应直接归属于作为被代理人的著作权人,而不应认定为转委托。著作权人死亡后,在对其作品著作财产权归属发生争议的情况下,被许可人暂缓支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不存在拒不支付之主观过错,因此不应认定其构成侵权。对于权利人通过合同关系行使处分权已经构建的稳定交易结构及交易秩序,应予以尊重。     

美国有限合伙法上“安全港规则”——以有限责任界定为中心

"安全港规则"是美国有限合伙法上一项有限责任的重要认定规则,它与"控制权规则""信赖检验规则"等其他规则共同构成美国有限责任界定的规则体系,在保持有限合伙人有限责任保护和管理权扩张的平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移植的美国的"安全港规则"在当下有限合伙运用中却面临种种困难和挑战,存在"南橘北枳"制度移植失败的风险。研究美国有限合伙法中"安全港规则"的嬗变和运用的经验,可以为我国修改和完善有限合伙法上的"安全港规则"提供重要借鉴。     

论一般人格理论的摒弃及替代

一般人格理论引入民法学,是在法律对人格权保护严重不周的情况下,出于填补法律漏洞之需的无奈之举,带有临时性和应急性。一般人格理论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我国不存在适用一般人格理论的法律环境。一般人格无论是＂权＂还是＂益＂,人格权法均不应规定,法学理论也没有再保留一般人格概念的必要。在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法进行专门立法背景下,真正在理论上具有意义的是从归类角度对人格利益展开典型性分析。     

浅论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

从立法现状、证明对象、证明主体、证明标准、责任转移与固定五个方面对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进行梳理与分析可知,举证责任的主体是当事人,证明责任主体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法官。     

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与相对人的信赖保护

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信赖责任。信赖责任建立在受损的合理信赖之上,其构成要素为显然的意图或事实、信赖行为、善意与可归责性。二者均具有信赖保护功能,信赖责任在思维重心与归责基础上明显不同于缔约上的过失责任。信赖责任的赔偿范围以信赖利益为限,当信赖利益大于期待利益时,以期待利益的数额为限。《民法通则》第61条和《合同法》第58条将意思表示错误之撤销而产生的赔偿责任规定为一种缔约上的过失责任,存在明显缺陷,非常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信赖保护,应予以修正。     

试论国际环境法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要包涵两层意思:共同责任和区别责任。但共同责任和区别责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并分别具有丰富的内涵。确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环境保护事业的历史发展所使然。由于该原则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权益和平等地参与国际谈判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意愿,故而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亲和力。该原则具有很强的实践品格,其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环境保护领域。它是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能获得国际习惯法的法律地位和效力。     

民事责任的追究理由

民事责任不仅仅只是一种“分配风险”的方式,而且具有制裁功能。追究民事责任的理由首先在于道德上的应受非难性和可归责性,并贯穿着对社会正义的追求。     

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

体系化与系统化是民法典的内在要求。仅适用个别的局部性的民事关系的 ,或常会发生改变的 ,或处于公法与私法交叉地带的 ,或具有很强的技术性的程序性规定 ,均应由单行法加以规定。我国民法典体系要采纳德国潘德克顿模式 ,应以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总则 ,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来展开分则。分则应为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的一般规定 ;在分则关于民事权利的各编之后 ,应规定一个对各类民事权利加以保护的侵权责任编。     

论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构建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 ,我国应建立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 ,并可以引进巨灾风险证券化等制度 ,以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对于突发性环境侵权行为的责任保险应作为商业保险看待 ,对于持续性环境侵权的责任保险应作为政策性保险看待。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应采取分步走的策略 ,即先承保突发性的环境侵权行为 ,待条件成熟时再承保持续性的环境侵权行为。针对环境侵权的危险性、突发性、持续性等因素 ,应采取强制投保和自愿投保相结合的方式。在给予受害人赔偿时 ,应实行责任限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