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s’ Accuracy in Assessing their Risk of Re-abuse

Using four categories of accuracy (true positive, false positive, true negative, false negative), this study explored (1) how accurately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 victims are able to assess their risk of re-abuse; and (2) potential predictors of accuracy. Women seeking help for IPV (N = 246) rated the likelihood that they would experience physical re-abuse in the coming year and then reported 18 months later whether those risks had been realized. Victim assessm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right than wrong, and were subject to neither a pessimistic nor optimistic bias.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significant/marginally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the accuracy categories were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from this and former partners, level of substance use, PTSD symptoms, and the recency of the violence. Among the more robust findings we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evel of stalking and true positives, and between substance use and false negative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victim assessments have significant potential to inform practice, and deserve further exploration.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论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

推定被害人承诺是和被害人承诺相关的一种特殊情形,它体现了对被害人自主决定权的尊重。它具有紧急避险的某些特征,成为阻却违法性事由的根据之一。推定承诺应遵循严格的条件限制,应当从前提条件、主观条件、实质条件、限制条件、行为条件五个方面对推定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进行构建。     

论被害人谅解对量刑的影响

犯罪是对被害人的直接侵害,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过程中,被害人对犯罪行为给自己带来的伤害有着切身的体会和直观的感受。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该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并在量刑时加以考虑。但被害人谅解是否对于法院有必然的约束力则不能一概而论。笔者从被害人谅解影响量刑的依据、限度、条件及监督保障等方面对被害人谅解与刑罚适用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并提出只要从制度上加以规范和保障,将被害人谅解作为量刑的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是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     

优先：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理念重塑

以往刑法学、犯罪学理论由于将＂国家权益＂或＂被告人权益＂等诸多权益凌驾于＂被害人权益＂之上产生的悖论在现实表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地位未得到合理的重视。或者说,在诸多权益权衡之间,被害人权益总是不得不让位于其他权益,然而只有被害人权益保护才是刑事法治中具有终极意义的根本正义。因此,在出现被害人权益与其他权益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坚持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实质优先性,实现最初的人本关怀。     

论《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投资协定性质

《服务贸易总协定》在性质上是各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并非贸易协定,这是由服务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性质和宗旨看,发达国家有意搭多边贸易体制的便车,以服务贸易之名行对外投资之实;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的分类看,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无疑要伴随着跨国投资;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规定看,这里的待遇实际上是给予服务的提供者而不仅仅是给予作为商品的服务;从《服务贸易总协定》对市场准入的规定看,市场准入允许服务提供者在他国进行投资设业,这涉及东道国对外资的审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订,不仅丰富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议题,也为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带来了新的挑战。     

复行为理论下对轮奸“共同正犯说”之反思

我国刑法将轮奸定位为强奸犯罪的加重情节,而非独立的罪名。因强奸犯罪属复行为犯,复行为中的强制行为之上可成立共同正犯,而奸淫行为具有亲手性和排他性,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各犯罪人只能轮流地、各自地实施奸淫行为。轮奸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共同正犯,而是数个独立意义上的强奸犯罪之叠加,也只能在宏观上被拟制成为"共同正犯",即多犯罪人"在实现各自轮流奸淫被害人的目的支配下"通过参与实施"团体性"强制行为而实现每个犯罪人对被害人的奸淫行为。     

被害人报警意愿的诉讼法视角分析

刑事被害人学已成为刑事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对被害人报警意愿的研究却是相当匮乏。以刑事诉讼法具体的程序操作层面为分析路径．解读被害人不愿报警的深层法律原因,建立检察机关的起诉政策间接影响警察机关记录活动与被害人报警意愿的双重模式。     

志愿服务:青少年公民教育的新途径

志愿服务作为青少年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崭新方式,日益成为青少年公民教育的有效途径。本文尝试探讨青少年通过参与志愿服务,从而增强公民意识、提升公民素质、实现公民成长;同时,公民教育的深入开展,又是促进公民参与志愿服务、实观志愿服务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两者互相效力,共同发展。     

试论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的德育功能

当前,高校德育的实效还没有达到社会的期望。提高高校德育实效性的重要环节就是要改变传统“灌输式”的德育模式,结合时代背景和社会热点,构建大学生德育教育体系。奥运会具有国际化和全民性的特征,是高校开展德育的重要契机,奥运期间及奥运后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具有特殊的德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