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检察委员会工作改革的现状及其取向

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检察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是我国检察制度的一大特色。检察委员会的建设,最终是为了提高检察机关的决策水平。除了具体工作的程序化和组织制度的规范化之外,提高检察委员会决策水平,在今后一个时期要逐步转向突出抓好业务建设。     

试论当前县级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县级政权在执政能力建设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表现为 :执政能力建设比较薄弱 ;县级党委权力过分集中 ,等等。主要原因在于 :干部思想认识不到位 ;有关体制、机制不健全等方面。加强县级政权执政能力建设的对策包括 :提高干部的素质、健全和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A Lab Experiment on Committee Hearings: Preferences,Power, and a Quest for Information

In principle, committees hold hearings to gather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to their principals, but some hearings are characterized as political showcas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conditions that moderate committee members' incentives to hold an informative hearing by presenting a game‐theoretic model and a lab experiment. Specifically, it studies when committees hold hearings and which types of hearing they hold by varying policy preferences of committee members and the principal and political gains from posturing. Findings provide new insights to how preferences and power distribution affect individuals' incentives to be informed when they make decisions as members of a committee in many contexts.     

论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问题,是《物权法》颁布前后一直没有明确的问题。应当尽快通过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等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立法上应当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仔细研究法国、德国等国相关立法现状,确认符合条件的业主团体的法人资格,细化业主委员会相关制度,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对业主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协助,进一步理顺业主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关系,以此解决我国《物权法》实施过程中在业主委员会制度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浅议我国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体制,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制度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功能,国务院法制办于2008年9月在全国8个省（市）开展了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的试点工作。然而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改革毕竟在我国仍处于试行阶段,理论基础和体制设计方面的诸多缺陷直接导致其在试行实践中面临着对设置该机构合法性的质疑、对复议申请人自主选择权的限制等诸多困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为我国行政复议改革开创了很好的先例,也代表着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前进的方向。因此,有必要针对我国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改革的困境进行分析,重新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和法律的跟进,以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恰当定位和出路。     

村民自治背景下苏南农村的权力结构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是重新构筑农村社区内的权力结构,使之由一元国家农村基层政权转变为一元村民自治权,并承担相应的功能,实现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再度整合。但是在苏南农村的实际运作过程中,实践偏离了制度运行的轨道。     

论地方政府决策中利益代表参与模式的法律建构

地方社会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现实导致传统的"传送带理论"无法圆满解释地方政府决策在利益取舍上的合法性。利益代表参与地方政府决策的模式将有助于缓解目前的"合法性缺失"以及相应的"决策失败"的困境。在利益代表参与模式下,参与者以"价值与技术"的基本区分为基础来确立利益代表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以资格界定和参与方式作为制度构建的核心。针对目前我国"专家理性"仍居主导地位的现状,有必要从现有的咨询专家委员会入手,将成员资格扩展至以相关利益主体构成的临时性代表,形成包括利益代表在内的咨询委员会制度,以此建构利益代表参与地方政府决策的制度端口。     

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以国际商事法庭为核心的我国“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建设

我国提出建立诉讼、调解、仲裁有效衔接的多元化一站式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国际商事法庭作为该机制的核心不仅要扩张其管辖,还需要对调解和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和监督,并深化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需要配套程序法的国际化,为此要引入国际化的商事调解,完善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也要有所突破和创新,并在多双边层面推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和判决的跨境执行。     

民营上市公司财务监督问题——兼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券法》的相关修订

在日本设置监查委员会等三类委员会的公司中,监查委员会和会计监查人为公司财务监督的最终把门人。日本立法者虽然给予了这两大监督机构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东芝公司财务造假事件的发生却反映出这两大机构背后的许多问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证券法》对公司财务监督的有关修改难以解决民营上市企业的财务造假问题。在我国,作为民营上市公司内部财务监督把门人的审计委员会和日本的监查委员会一样,有着交叉任职和缺乏专业性的问题,这使得聘任财会专业的专职审计委员显得有所必要。同时,类似于日本的情形,独立性、会计师事务所的强制轮换制度缺失和时间压力是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外部财务监督把门人时所面临的问题,对此可采取的改革措施有赋予审计委员会对会计事务所的选解任权和报酬决定权、限制每年年初前4个月签字会计师审计的公司数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