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应为建设工程的总承包人，分包合同和转包合同中的实际施工人不享有优先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成立应当以有效合同为前提，因无效合同产生的返还请求权不能优先受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不包括勘察、设计合同的承包人，一般也不包括装饰装修合同的承包人。     

试论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的性质

《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设定的承包人优先受偿权既不是留置权 ,也不是优先权。笔者认为 ,应将承包人优先受偿权界定为法定抵押权。因为 :第一 ,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与法定抵押权属于同一种权利样态 ;第二 ,在我国现行民事担保立法体例框架内 ,承包人优先受偿权只能为抵押权的一种 ;第三 ,考察《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立法过程可知 ,本条自设计、起草、讨论、修改、审议直至正式通过 ,始终是指法定抵押权。     

保险索赔前置程序之构建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没有经过理赔无从确定,当事人未经先行向保险人提起索赔而径直提起的诉讼因而不符合给付之诉的要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险给付之诉。依据索赔-理赔的保险运作模式,应当由当事人先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从而展开理赔程序确定具体的保险给付义务。我国应规定保险索赔前置程序,明确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必须先向保险人索赔(理赔申请),只有当索赔不获满足或有其他争议时才能提起诉讼。     

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重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确立,以及公民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各类民事纠纷大幅度增加,由此使得人民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渐趋突出。而根据自身特点,本应发挥更大作用以缓解上述矛盾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却反而暴露出其本身在法理基础、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中的诸多缺陷。对此,惟一的出路与选择便是对该制度进行完善,甚至是重构。通过深入研究该制度的立法体例和实践运行现状,进而剖析问题存在之根源,在辩证地梳理该制度价值取向和法理基础的前提下,提出综合改造构想。     

农村群体性事件与社会和谐稳定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由三农问题引发的诸多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成的农民群体抗争表现形式,是社会转型期农民群体利益表达和权利诉求非常化的自力救济方式。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转型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安排和法治保障等途径,保障农民群体的合法权益,是有效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群体性、过激性和破坏性,必然对整个社会秩序产生消极影响。一旦处置失当,必将演变为社会治理危机。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将其纳入公共危机管理系统,认真防范,依法处置。     

试论利益偿还请求权消灭时效制度

我国票据法没有规定利益偿还请求权消灭时效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对利益偿还请求权应适用民法上时效制度的规定.但是,从消灭时效的客体和功能以及利益偿还请求权性质等角度来看,利益偿还请求权消灭时效制度在票据法上应有所规定,并且,它是一种短期时效.     

论如何正确认识TRIMs协议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TRMs协议）是国际投资法的重大发展,是历史上首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进行调节,因此,有人将其视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从此,归属于资本输入国国内法管辖的部分事项,开始受到多边约束。一方面,国际投资者所受保护进一步加强,他们将在更多领域自由投资,在更大程度上自由竞争,另一方面,TRIMs协议也意味着东道国外资立法的主权受到挑战和削弱,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     

制定民法典人格权法编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中国民法典制定研讨会”讨论问题辑要及评论（一）

制定民法典人格权法编,应当集中精力解决我国民事主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方法.在立法和实践中已经规定和保护的人格权,应当继续予以肯定和完善,没有规定但是应当予以保护的人格权和人格利益,也应当予以规定,例如信用权、形象权、知情权、环境权、平等就业权、信息权和商品化权等.在保护方法上,应当确立人格权请求权的保护方法,与侵权请求权相配合,更好地保护我国民事主体的人格权.     

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方法简析

消费者权益是一种分散的、弱小R权益,对其进行司法保护需要建立特别的诉讼制度。我国台湾地区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了小额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团体诉讼和民事公诉制度,形成了消费者、消费者保护团体和政府共同参与维护消费者权益诉讼的司法保护体系。我们应当借鉴台湾地区的作法,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制度。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voluntary philanthropic sector: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proliferation of voluntary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 to deliver basic services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anti-welfare neoliberal policies pursued by the state. While there are numerous studies and publications on these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the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ate remains relatively under-researched.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is issue in the case Singapore where, in the absence of an active welfare state, the voluntary 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especially the Voluntary Welfare Organizations (VWOs)—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serving citizens’ welfare needs. In evaluating the na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this state-VWO relationship, the article examines some relevant theoretical models and applies them to the Singapore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