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权利主张及其法定化的条件--以我国社会转型为背景

虽然不断出现的新型权利主张是自然权利、道德权利和习惯权利等多种权利形态的复合体，但基于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密切相关性，不能简单依据法律条文就对其进行否定，而应以德沃金的权利理论为指导正视其他权利形态，并以社会转型为背景分析其产生的具体原因。新型权利主张的主体、内容、客体等构成要素之所以发生一系列历史变迁，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转型使民众向国家发出分配正义的社会诉求。对此，必须立基于社群主义的政治立场，采纳自由主义的法学元素，严守法定权利的本质属性，明确新型权利主张法定化的具体标准：真实性、准确性、重要性。     

《鹿特丹规则》中货物控制权之法律性质

货物控制权作为《鹿特丹规则》规定的一类新型权利，按权利内容划分，它属于债权；按权利作用划分，它属于形成权。因此，控制权的行使既有债权的相对性特点，又有形成权的单方性特点。明确了控制权是一种形成权，才能按照控制权的法律特点在立法上确立其内容和行使条件。     

论请求权竞合时诉的客观合并之形态

为缓解“案多人少”矛盾,很有必要以妥当处理请求权竞合纠纷为切入点,拓展诉的客观合并制度的研究。与我国《民法典》第186条规范目的相符合的是请求权自由竞合说与择一实现说。依据实体法的规定、学说及我国诉讼标的理论、诉讼制度,诉讼实务中可能出现规模化的后续诉讼。诉的客观合并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理论上的应然性。随着请求权竞合现象增多,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权利、一次性解决纠纷,应尽快确立完整的诉的客观合并制度。就诉的客观合并的具体形态而言,不宜以客观预备合并应对请求权观念竞合现象。请求权观念竞合时采竞合合并较为适宜。请求权现实竞合时可允许选择合并与客观预备合并。     

无证、醉酒驾车肇事保险公司交强险拒赔的法律分析——兼谈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理解与适用

社会上对于司机无证、醉酒驾车肇事,承保该肇事车的保险公司是否要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有不同的看法,但各家保险公司对此类保险事故一概拒赔却是不争的事实。各方对此现象有不同的看法,缘于大家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和道交法第76条有不同的理解,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解读。运用法理、法意及逻辑原理,对无证、醉酒驾车肇事保险公司交强险拒赔进行分析,解决此问题需要立法上的完善。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内部冲突与制衡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 ,表现在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诉讼地位与实体责任之间的冲突 ;第三人参诉方式与司法的被动性的冲突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诉理由的模糊等。文章在比较大陆法系辅助参加人制度与普通法系追加第三人制度的基础上 ,认为我国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制度的改革 ,应选择大陆法系辅助参加人的制度模式。在第三人辅助参加的理由方面 ,我们认为应限定为 :基于同一标的物、同一事件或同一事项对当事人一方有义务性法律关系     

论尸体器官捐赠自愿性原则

尸体器官提取中的自愿原则不仅体现了个人的感情需要 ,更体现了传统尸体及其器官支配体制承担的巩固社会联系 ,维系共同道德的功能 ,不能为器官提取的非自愿方式代替。     

支配于物的事实与支配于物的权利--兼论物权的排他性与物上请求权

物之支配是人的意志对物的支配,意志及于物上的载体有二一是占有,二是物权,于是物之支配可以区分为物之事实支配与物之权利支配。排他性是物之支配的规律性要求,在物之事实支配中,排他性表现为支配的现实性之争;在物之权利支配中,排他性则表现为支配的正当性之争。事实支配与法律正当性的结合,导致了正权原占有在权利层面具有了对世性;事实支配与法律正当性的分立,则衍生出物权请求权。     

侵权责任本质论——兼论“绝对权请求权”之确立

我国民法中的侵权责任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中的侵权责任内涵不同,其把本应属于物权请求权的内容也纳入到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如此创新并无理论基础,也造成了适用上的混乱。将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和返还财产等归为物权请求权制度内容,并进而确立人格权请求权与知识产权请求权,还侵权责任以损害赔偿责任的本来面目是弥补缺陷最佳的方案。     

从赔偿与补偿的界限看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方向

传统上对赔偿与补偿的界限的认识,都从违法性开始。但是,随着“结果违法说”的兴起和过失的客观化,同时,赔偿与补偿的理论基础的趋同,赔偿与补偿的界限正在消弭。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对传统上研究国家赔偿的方法的反思。同时,也对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的修改方向以及行政赔偿如何立法产生影响。在此情况下,有必要重构国家赔偿与行政补偿的要件。     

Environmental voluntary behaviour and crowding-out effects: regulation or laissez-fai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what the consequences are i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erms of a price mechanism (effluent charges) erodes moral motivation (crowding-out).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 regime relying on voluntarism can do better than a mandatory regime depending on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s being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degree of moral motivation, crowding effects, and whether or not ethical utilities are accounted for. The optimal tax scheme is a discriminatory one with rates that differ across moral and non-moral individuals. This tax-scheme induces the first-best solution when social costs are considered, while the same solution becomes unattainable for a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The model provides a rationale for why governments sometimes rely on voluntary eff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