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历史变迁中的中国文化转型

文化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演变必然引起文化相应的改变。在近代这个中国几千年历史的重要转型期,中国文化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波澜起伏,是任其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衰弱,还是在痛苦中完成蜕变,寻找新的突破口？从中国文化的艰难转型中,今天的人们获得了很多重要启示。昨天的历史引领着今天的道路。     

新视野·新突破·新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回顾与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在拨乱反正中完成了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开拓了本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初步构建了中共党史学的基本轮廓;打破了传统的单一僵化、封闭型的研究格局,向多学科交叉渗透、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开放型发展;形成了一支富有朝气和开拓精神的研究队伍;若干领域的研究视野开阔,成果卓著.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应着重在解放思想、强化理论思维、加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全面研究、注重经济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大胆借鉴国内外其它学科的认知理论和研 究方法、改进文风等方面下功夫.     

社会科学是否遗忘了“正当”问题——评列奥·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

德国历史主义主导的社会科学,遗忘了对"正当"问题的思考,因而对当代社会的虚无主义与道德沦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列奥.斯特劳斯批判社会科学的基本立场。这篇文章试图检讨这种批判的得失,并认为社会科学,就其本义而言,恰恰是通过"倒置"自然法学说的推理逻辑,为个人的自我治理与社会秩序的建设提供知性的支持。社会科学是作为科学,而不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道德褒贬,来承当"应然"与"实然"之间的中间桥梁的任务。     

知识创新与社会进步

不同条件下知识创新的性质不同,由此表现出社会进步的内容也不同;知识创新推动着知识的社会化与社会的知识化,成长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知识创新的历史作用与社会发展程度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将获得更大的力量与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文学史话语权威性的标志

文学史话语在确立和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权威性的地位和影响,文学史话语权威性的标志即信史性、共识性、经典性、传承性.文学史的撰写形式可以多样化,具体观念也可以多元化,但文学史家却始终应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维护文学史的权威性,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这正是科学发展现在史学(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     

运用党史资源开展干部教育培训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力量源泉。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加强党史教育，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成功经验启迪人，历史教训警示人，使广大党员干部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研究解决的紧迫问题。把党史纳入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举措。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思考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明确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这一重大判断的明确作出,是党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现实,总结了前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而作出来,是有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历史针对性的。同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也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     

《永乐大典》所收《国朝忠传》为小说论

《国朝忠传》收录于《永乐大典》,编写于明初洪武年间 ,目的是为了应合朱元璋的政治需要 ,为文臣武将树立忠臣榜样。为了能够让文化水平较低的武臣听懂与阅读 ,编写者将历代忠臣的事迹都编构成生动的故事。故而 ,《国朝忠传》为一部“讲史”性质的小说     

“人权”入宪的历史回顾及意义评估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与思想解放方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取得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人权”入宪。从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第一部《宪法》到1982年颁布第四部《宪法》，由于认识上存在误区，“人权”一直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遭到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和对普世价值的吸纳，“人权”这一概念逐步得到正名，并最终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标志性成果。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