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2002～2009年

本文首先从进出口额、进出口增长速度及进出口额占各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几个方面对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互补性日益增强.同时,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在自由贸易区之外的第三方市场上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进行测算,表明中国与东盟出口结构趋同态势越来越显著,意味着中国与东盟在出口上越来越强劲的竞争性.文章对中国与东盟贸易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前景进行了探讨.     

切实加强工会组织网络建设不断提升工会组织维权能力——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会联合会建立10年的基本总结和启示

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会联合会(简称外企联)是一个隶属于大连市开放先导区总工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外企联建立10年来,在加强工会组织网络建设,提升工会组织维权能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充分发挥"四平"、"四带"、"学校"、"顾问"、"创新"作用,取得一些有益经验。     

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加强创新集体协商工作的思考

由于国外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以及国内疫情的起伏,使得我国新冠疫情防控呈现出常态化和长期化的趋势。后疫情时期,构建和谐的企业劳动关系,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和健康发展是工会组织的当务之急。集体协商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构建和谐企业劳动关系的根本制度和主要手段,工会组织要积极引导劳动关系双方在集体协商制度框架下主张各自的权利和寻求平衡点。     

对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思考

在我国建立健全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中充分认识三方协商机制的重要意义,规范三 方协商的内容、职责和企业方代表的主体地位,强化机制建设,提高工作水平。     

“自然状态”的工资集体协商——中国南方某镇羊毛衫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羊毛新行业集体协商中的主体及其运作是中国现在基本法律制度环境的自然产物,它能以最低的交易费用解决劳资关系矛盾.     

世界博览会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回顾举办世界博览会的发展历程,从投资、消费、改革开放与市场化角度分析举办世界博览会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世界博览会能够促进投资、拉动消费,具有增长极效应、开放效应和市场化效应;从政府财政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开拓与组织管理、场馆及其配套设施利用角度分析世界博览会亏损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消极影响。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各种风险和挑战。     

论国际法视野下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

我们对于传统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多从私权出发,从而忽视了国家在这一领域内应起的作用。本文试图说明国家在中医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地位应该得到加强,并且在不违背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强化其外部贸易政策来实现这一目的。     

把握丰富内涵 指导工会维权——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的体会

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是工会贯彻科学发展观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旨是发展。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关系当事人根本利益一致,工会维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工会维权追求的是劳动关系当事人互利共赢,以和谐的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给中国区域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比较优势分析——以北京和东盟经济合作为例

本文以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利用统计数据从实证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比较优势问题。本文认为: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双边和对比贸易投资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为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新的市场机会和国际化环境,北京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面临着新的发展的机遇;北京在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不仅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还具有综合比较优势;如何抓住机遇,充分发挥北京在地理区位、研究开发与人才培养、经济辐射与金融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经验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值得决策层和学术界思考。     

“Editorials at a Glance”: Cultural Policy,Gender, and Modernity in the World War I Bureau of Cartoons

Cultural policy during the Great War, rather than radiating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volved from contemporary culture—propaganda, movies, and mass media. The state was a player, but quasi‐public organizations such as propaganda agencies, non‐state actors like the YMCA, and “public opinion” played important roles.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CPI)—the government's propaganda committee—influenced Americans through books, advertisements, posters, and cartoons. This essay examines two of the CPI's efforts: the Bureau of Cartoons and the Division of Pictorial Publicity. In these materials, we can see the intersection of class‐based notions of gendered idealism and a developing media state's use of a sentimental culture of the Victorian middle‐class to represent and motivate the nation. With staff drawn primarily from advertising agencies and newspapers, the Committee's work shows how the formulation of cultural policy is the result of complex negotiated processes involving state interests, cultural liaisons, and ideological assump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