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行政犯的性质及其对行政刑法定位的影响

行政犯的性质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行政犯与刑事犯以及秩序违反行为的关系问题,行政犯包括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属实质性的违法,是对派生性生活秩序的违反,其理念在行政上的合目的性;而刑事犯的理念在于社会正义;应被科以罚金或其他秩序罚的行政法规违反,并不是对行政法规的直接攻击,而是对顺利达到其行政目的而规定的一定义务(即行政义务)的违背。因而应当根据行政犯的特殊性相应适用与普通刑法的一般原则所不同的行政刑法原则。     

民事诉讼是否可以附带行政诉讼

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错发生、民事争议与具体行政行为关联的情况下,争议的当事人可以有不同的诉讼选择,但诉讼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定民事权利。建立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制度有其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可以扩大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制约监督范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统一,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破解“信访不信法”难题的一剂良药——也谈《行政诉讼法》的修改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人们的利益诉求空前高涨,维权意识日渐觉醒。在行政诉讼制度缺陷凸显,越来越难以满足实际需求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选择了信访这一维权方式,信访不信法成为人们解决纠纷时的常见状态。《行政诉讼法》可以以信访活动为视角,从立法理念、受案范围和审理程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修改,从而祛除人们过多依赖信访、信访不信法的症结。     

抽象行政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赋予法院对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权,既有充分的学理和法律根据,又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现状提出的要求。     

人本行政裁量权之实现理路探析

人本行政裁量权的精义在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实现人本行政裁量权的主要理路有：在实体上的利益衡量中行政主体应保障诸种利益的均衡;在程序上的裁量过程中行政主体应保障有效的利益沟通;在对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中法院应保障权利的相应救济。     

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监督行政权力的新思考

从公民社会角度出发,审视现阶段行政监督的现状,还存在着监督主体转型缓慢、被监督者制约发展、监督参与渠道尚不完善等障碍性的因素。因此,应以公民社会建设为突破口,从公民、政府和渠道三个角度系统地思考新的建设道路,以完善行政监督模式架构。     

行政强制行为之非独立性思考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手段性、附随性和保障性,与行政管理或行政调查密不可分,不具有法律价值的独立性。行政强制执行从本质上讲是独立的执行行为,而不是强制行为,其核心特征是执行性而不是强制性。即时性行政强制是对特定违法、危险状态的独立处置行为,其个性特征是结果性与即时性,而不是手段性与临时性。在剥离了以上三种行为后,行政强制行为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不应再作为独立的一类行政行为。     

关于行政传唤适用情况的调查分析——以河南省公安行政执法为例

通过对行政传唤适用情况的调研,发现行政传唤在适用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行政传唤的适用期限理解错误、行政传唤适用对象混乱、强制传唤的适用随意性较大以及行政传唤缺乏救济途径,这既有立法的原因,也有执法理念的原因。为了防止出现上述问题,需要从立法上明确行政传唤的强制措施的属性,明确行政传唤的适用对象,明确传唤的启动条件和实施条件。     

我国知识产权行政救济的困境和出路

知识产权的行政救济是知识产权保护中一个重要内容,它可以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免受权力滥用的侵害,防止和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促进相关行政机关严格依法管理和执法。我国知识产权的行政救济还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寻找新的出路。重视知识产权行政救济,有利于形成知识产权保护的完整制度。     

政府辟谣行为可诉性分析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面对社会公众的质疑和猜忌,政府辟谣行为日益普遍。错误的辟谣信息不仅严重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会损害公众的合法权益。依据辟谣行为性质将其分为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指导类和不属于职能范围的一般性辟谣三大类,针对不同类型的行为,尝试在目前法律框架下探究司法救济思路和相关制度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