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劳动教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法律制度，从1955年诞生至今已近有50多年了，它在维护社会稳定，改造轻微犯罪人员等方面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今天，在建设“法治国”的进程中，人们开始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它，并进而对涉及这一制度的许多根本性问题提出质疑，这对深化劳教制度的改革乃至推动国家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介绍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阐述了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趋势。     

论事业单位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为参照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以公报的方式刊登了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例,对事业单位可以作行政诉讼被告的资格给予肯定。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理论争议仍然存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此也有不同的操作。因此,在考察重要关系理论和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基础上,借鉴重要关系理论,认定事业单位的行政诉讼被告资格;划分事业单位行为层次,确定司法审查的范围,既能尊重事业单位的自治权,又能保障相当人的合法权利。     

试论我国行政法治化的中国特色

我国的行政法治化进程起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现在仍处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阶段。本文以中国特色为视角，具体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治化进程在缘起、理念、制度、执行以及进一步推进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特征，通过这些特征折射出的成功与不足，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从而为推进行政法治化不断走向深入提供借鉴。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理想与误区——从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说起

通过对汶川地震恢复重建规划的分析可以发现，行政规划的确定将对众多社会群体的法律利益和事实利益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有必要构建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程序，作为公有制前提下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器，并以主体性公众参与作为目标模式。在行政规划的公众参与过程中，容易因公众参与的无限扩张导致政府决策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决策，或因公众利益的分化和参与不平衡导致社会公正受损，或者发生公众意见对法律和政策目标的偏离，对此均应竭力避免和纠正。     

宪政与有限政府

政府职能的增加 ,政府“行政疆域”的扩展 ,部分解决了现代社会发生的复杂问题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需要“行政国家”向“有限政府”的过渡。“有限政府”的建立 ,离不开民主与法治的发展 ,而民主与法治正是宪政的构成要素。宪政的精髓就是限制、规范和制约政府权力 ,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建立“有限政府” ,首要任务是建立宪政     

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理由的规范化

《行政处罚法》的新规并未直接揭示裁量基准的制度定位,学界目前依然存在着“依据论”与“理由论”两种观点。实际上,依据裁量基准的形式外观与现行立法的规范用语并不能证明裁量基准属于裁量行为的“依据”,相反,根据权源性标准和拘束性标准,可以得知裁量基准并非“依据”。同时,通过对裁量基准与裁量理由的实质分析,可以发现二者之间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同质性,而且存在着内容上的同构性。不仅如此,裁量基准的运行机制也进一步验证了裁量基准属于“理由”的判断。不过,裁量基准绝不是“理由”的等同概念,而是“理由”的一种规范化表达,“规范”的形式赋予了裁量基准独立的制度定位。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之重构——以行政指导的发展为视角

以强制性行政行为为主导是我国现行行政法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与进步已导致行政法理念由控权论向平衡论转变,以非强制的行政指导为主导将成为中国行政法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与现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存在诸多冲突.为此,必须重构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重新定位行政行为的性质、重新构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标准、行政救济的受案范围以及行政法律责任体系.     

浅谈高校教学管理人员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

本文分析了我国高校教学管理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从严把用人关,细化岗位职责;创建学习型管理组织,不断更新知识结构;重视法律知识学习,强化法律意识三个方面提出对策。     

社会管理创新与行政法的完善

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我国传统行政法主体、原则、理念、体系和价值目标等都要做出相应的变革,以适应社会管理法治化的需要。回应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本文提出构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相适应的现代行政法的建议。     

组织社会化——新入职公务员融入行政组织的必由之路

组织社会化作为新入职公务员融入行政组织的方法和手段,对行政组织和公务员个人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行政组织与新入职公务员在思想上、社会化内容及策略选择上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制约了组织社会化作用的发挥。因此,行政组织对新入职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工作应进行规划,设计出既有共性又体现个性的社会化内容,并与公务员个体共同完善其组织社会化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