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警务框架下行政即时强制的规范和救济

行政即时强制是公安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经常运用的一种极为特殊的行政强制手段。由于它的特殊性和高自我裁量性,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极为容易造成对公民人权的损害。法治警务框架的构建和“立警为公,执政为民”的提出必然要求对即时强制予以规范和救济。     

简论澳门特区政府的行政改革

澳门回归 3年多来 ,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的指引下 ,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改革。这些改革特点鲜明、卓有成效 ,但也存在些许缺憾与不足。在未来的行政改革进程中 ,特区政府除应保持改革原有的特色外 ,需要着力于 :树立“权变的”和“可持续的”行政改革观 ;重组澳门的公共行政精神和公共行政文化 ;打造特区政府独特的国际竞争力 ;建立健全“次区域化”视野下的政府全面合作的制度安排     

印章业的治安管理

当前印章行业存在着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利用伪造公章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异常猖獗,且呈现出上升趋势,从某种程度上说小小的“印章”已经成为了许多犯罪的“源头”,给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带来极大的不利因素。而对印章业的管理存在着一些缺陷,要从立法和落实印章业经营者、公安机关、用章单位的责任和义务及提高印章管理科技含量的角度,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论行政诉讼目的的唯一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其立法目的确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种立法目的的多元化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缺乏一种明确的动机和方向。通过对行政诉讼价值考量及对行政诉讼法的作用、功能和程序设计的研究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是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     

中国政府行政改革的“两难抉择”及其应对理路

在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后发展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会面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两难抉择”所引发的多种公共政策困境。在“第三步”发展战略时期,中国政府行政改革所面临的政策困境及其应对理路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即大政府与小政府、强政府与弱政府、大众政府与精英政府、国际化政府与本土化政府、经济政府与均衡政府。     

关于行政机关依职权立法问题

目前学界对职权立法涵义多有误解,对我国有无职权立法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依笔者所见,职权立法应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依据其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职权,根据法律和其它上位法的规定精神,对其行政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制定执行性行政法规或规章。职权立法不同于授权立法。职权立法在法制建设中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可行     

行政权的法律导控

分析了中国传统德治主义的价值和缺陷,提出了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法律导控论。     

完善我国军事行政救济制度的若干建议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国现阶段适应治军转型时期提出的具有时代洞察力的治军模式。军事行政权作为军事权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关键点。军事行政救济制度是军事权益实现的重要保障,能够有效地制衡军事行政权力的扩张,提高军事行政的法治意识、法治水平。我国现有军事行政救济制度存在多方面的不足,完善军事行政救济制度是实现军事行政权法治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依法治军的制度性前提。     

质疑“程序轻微瑕疵不影响相对人合法权益”

程序轻微瑕疵是指未对相对人实体权利产生影响的程序违反。山东、湖南等省份的行政程序规定中关于＂程序轻微瑕疵不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说法并不准确,有忽略程序权利在合法权益范畴中地位的嫌疑,建议修改。补正制度符合行政公平与效率并重的目标模式,是程序轻微瑕疵的最优解决方案。     

侦查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探究

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假冒伪劣产品犯罪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衔接非常重要。检察权介入行政执法权的法律定位模糊,两者衔接的机制不完备,检察权内部配置不协调等问题导致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收效甚微。检察权中的侦查监督权能够延伸达到与行政执法权相衔接,在明确侦查监督权的法律定位后,完善外部衔接机制,协调内部权力配置,从而使共同打击犯罪效果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