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主体间性”——府际关系的渊源与基点

我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使得府际争议的求解鲜有头绪。行政主体间性的提出基于行政主体范式和主体间性理念,应用于公共行政之府际关系领域。行政主体间性倡导理性、创制规则,尊重多元行政主体的独立性,破除行政级别窠臼以实现多元行政主体间的全方位交流和多元政府间良性互动。     

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研究

我国检察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呈现出保障技术性证据质量、监督制约公安机关对技术性证据的取证水平、弥补相关人员不出庭的制度局限、促进检察机关重新配置资源等功能特点。检察机关针对审查技术性证据的文件扩展了技术性证据的范围,明确了进行审查的有专门知识的人的来源与条件,规定了审查人员的安全、费用各项保障与审查人员的义务。但从制度史的阐释而言,证据审查制度仍面临制度定位不清晰、配套机制不流畅以及内部技术资源短缺等问题。为落实检察机关对技术性证据的有效审查,充分发挥技术性证据在案件中的应有作用,不仅需要明确将技术性证据审查意见书仅作为审判参考,将技术审查人员定位于专家辅助人的角色,而且还应建立技术性证据审查专门制度,进一步完善技术性证据的审查范围与启动条件,合理配编司法技术人员、建立技术专家名单、鼓励帮助技术人员提升业务能力。     

行政相对人程序参与权利评析

在现代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成为主要程序主体的地位理应受到尊重。而通过行政程序法确认相对人程序参与权利正是弘扬权利保障这一时代主旋律的具体体现。行政相对人行使程序参与权有其深远的民主与法治基础。行政程序法不仅要明确规范确认行政相对人具体的程序参与权利,而且要对行政相对人行使程序参与权利提供法律上的保障。     

行政检查公民的住宅必须使用搜查证

公民的住宅权受到宪法保护,政府是否可以通过行政检查来限制这种宪法权利,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关键问题。行政检查与刑事搜查是不同的。相对于刑事搜查而言,行政检查的形式要件是比较简单的。既然行政检查和刑事搜查可能都会涉及被嫌疑人的住所,既然用检查证和搜查证都可以进入被嫌疑人的住所,那么两者就很容易被模糊界限而出现滥用的情况。如果行政检查不需要搜查证,那么警察是否还会刻意去获得搜查证?因此,降低行政检查的标准,就会出现以行政检查为虚、以刑事搜查为实的严重恶果。尤其当警察兼具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任务时,这种情况更难以避免。     

行政生态学视角中的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和谐社会下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目前,由于问责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对决策信息存在着高度垄断,问责主体的缺失,行政长官的零问责导致的行政权力膨胀,以及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问责外部缺乏明显的制度保障等等都是政府问责制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论法之难行之源

法之难行已是中国法律实际生活的显豁病症。二十年来产生数以百千万计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但绝大多数难以实行。法之难行的病症不愈 ,法治国家建设和寄托于斯的其他事业 ,都将难能制胜或无以为继。为此需要探清法之难行的根源 ,以明救治之策。难行之根源出在立法、行政、司法、法学研究、历史传统等多方面。救治中国法之难行之症 ,需要察源下药。     

非法证据排除中的“实质说理”与改革建议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与实物区别排除”,或者说,“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模式。当前,非法证据排除说理是整个刑事裁判文书说理的一个“短板”。在司法实践中,许多瑕疵证据、非法证据通过“补正”、“合理解释”被采纳,但缺乏“实质说理”。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强化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质说理”。这一完善过程是艰巨的,涉及实体规则、程序规则、配套制度等方面的综合改革。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建构一独立自洽的针对证据合法性调查的“诉中诉”程序。     

论如何运用行政法之诚信原则改善政府信用现状

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其运行须遵从正式的法律、规范,且有一定的制度作为保障。行政法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平衡是改善政府信用的重要途径,而其中的诚信原则更突出了政府法治讲求诚信的重要意义。从行政法的角度探析如何运用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来改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提高政府信用度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