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约束下的行政效率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本文通过经济学模型分析考察寻租行为对行政效率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不论是外部寻租行为还是政府部门的内部寻租行为,均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社会产出效率下降、社会效用总量受损;但是,选择一个较大的政府规模虽然会影响全社会产出效率,却不一定引起社会效用损失,因此,我国的行政改革并不需要从压缩行政规模入手,而应当努力遏制寻租,坚持走渐进的行政改革道路。     

论新世纪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进入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型政府、公正型政府、民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分权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型政府和责任制政府。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必须切实解决传统行政体制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实现政府体制转型。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回应与平衡

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与社会治理范式变迁相生相伴,每一种社会治理范式实际上都在寻求回应与平衡效率、责任、公平等核心价值,只是在社会治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某一种公共行政价值有所侧重而已.从公共行政价值多元交叉并存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倡导效率、责任与公平等核心价值并重、统一、均衡的科学公共行政价值观,不仅有助于科学把握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规律和走向,破解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悖论,也有助于社会治理持续均衡发展,从而更好地强化公共行政精神,实现公共利益.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下)

三、<殷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熟练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 王国维成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取得的重大成果,是1917年初先后撰成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因其所运用的方法缜密精当,解决的问题重大,为研究者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故成为近代史学史上意义重大的一页.     

法医物证学miRNA分析的研究进展

在种属和体液鉴定及降解检材等特殊案件的分析时,转录水平的miRNA所具有的生物属性及表达特点,使其能够发挥基因组DNA所不具备的价值。本文通过概述法医物证学miRNA研究的现状,对法医miRNA分析的研究策略和法医物证学应用前景进行了综述,以期为法医miRNA分析的应用研究提供借鉴。     

当代行政人格及其养成

当代行政人格有公共人格、责任人格及自主人格三个基本形态,其道德养成可从畏惧感、羞耻感及崇高感着手。当代行政人格的道德养成需要国家和社会为每位行政人员提供优良的制度安排和法治环境,更需要行政人员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日常行政管理实践中始终做到用对、用准、用好权力。     

自然人书面契约取信方式研究

印章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其中公章自古至今为实用而治,私章则经历了一个从实用到艺术的转变过程。我国古代书面契约的取信方式历经变化,但私章讫未成为公认的取信手段。西方国家在法律史上曾有盖印取信的制度,但当今通行的法定取信手段则是签名。我国现行法上的书面契约取信方式兼采签名和盖章。私章自身的内在局限及签名取信的多维优势,决定了签名取代私章的必然。自然人主体书面契约的取信方式统一于签名,是法律体系内部相协调的需要,并可以获得法律解释理论上的有力支撑。     

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基于社会法视阈

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关系错综复杂,政府、社会及农民在农村社会保障中既有相应的权力(利),也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各自具有独特的法律价值和调整对象,本文分别基于这三个法域检视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政府责任,考察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构建中政府责任的越位和缺位,反思政府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中所发挥的主导和基础作用,提出在社会法视阈下政府应定位在承担法律制度构建、财政支撑和监督管理之责任。     

论德国行政诉讼中司法权的边界

德国行政诉讼中法院的受案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行政法院对行政案件有完全的管辖权,可以主动、全面、深入地审查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一般无须尊重行政机关在事实判断方面的专业知识与经验。不过,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行政判断余地等理论的发展,行政法院对行政主体进行强势监督与制约的格局有所松动。另外,行政法院在判决与执行中恪守权力分立原则。德国行政诉讼中这一权力边界格局的形成,是与其宪政体制、法院分工、法定法官原则、二战后对公民权利的重视以及发达的公法理论等紧密相关的。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的审查判断及排除

刑事审判中,实物证据以其特有的客观性、稳定性和不可替代性特征而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着令人更为信服的证实作用,从而显示出实物证据的证明优势。但实物证据在刑事诉讼证明中,也存在其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实物证据的审查,应主要从其客观真实性、证据来源、保管和鉴定过程、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是否全面等方面进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实行有别于言词证据的裁量排除原则,即只有在相关部门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才对其予以排除。